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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陈独秀在“五四”
前的概括，但胡适却强调它是对新思潮共同意义所作的最早的重要解释。
他说：“比较最简单的解释要算我的朋友陈独秀先生所举出的新青年两大罪案，——其实就是新思潮的两大罪案，——一是拥护德莫克拉西先生（民治主义），一是拥护赛因斯先生（科学）。
陈先生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
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
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11]不过，胡适又认为，此说虽然简单，却太过于笼统了。
人们若问：何以拥护德、赛两先生就不能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或是何以凡是不同于德、赛两先生的东西都要反对？便很难用几句话说清楚了。
胡适肯定陈独秀的概括是对新思潮意义作出的最早和重要的解释，这是对的；但是，他的批评并不妥当。
上述他所引的陈独秀的话，不典型，缺乏必要的选择。
当时陈独秀所以做这样的概括或解释，是要鲜明地表达这样的论断：近代西方社会所以优越，就在于以近代先进的文明为依托，它的精髓是科学与民主；故中国欲自救，舍科学与民主，其道无由。
所以，他早在《敬告青年》中就已明确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
[12]在胡适所引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陈独秀更有这样一段重要的话：“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13]由是以观，陈独秀的概括与解释，不仅就是《新青年》的“罪案”
与新思潮的意义，而且从逻辑上说，它并不笼统，相反，鲜明、集中、准确，也实已消解了胡适的质疑。
近代将西方文明的精髓概括为科学与民主，滥觞于严复。
1895年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其中说：西洋所以富强，“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
。
[14]这自然是难能可贵，但因时代与个人的局限，严复毕竟没有作出“科学与民主”
的准确概括，更没有树为旗帜，以为中国社会文化思潮演进的准的。
陈独秀是近代中国第一位高揭出“科学”
与“民主”
大纛的真正旗手。
他的此种概括不仅表明先进的国人登堂入室，对西方近代文明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把握；而且也为肇端于《新青年》的新文化运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德、赛两先生”
，不仅成了时人口头禅，而且成为了许多社会团体、政治势力标榜文明进步共同的合法性依据。
例如，1922年《东方杂志》发表《本志的第二十年》说：“我们所占着的时间，既然是被科学精神和民治主义两大潮流所支配的二十世纪，则我们估定一切言论和智识的价值，当然以对于这两大潮流的面背为标准；断没有依违两可，在时间轨道上打旋的。”
[15]它强调科学与民主是衡量20世纪一切言论和智识的价值的两大标准，而自己问心无愧，正是坚持了这样的标准。
无独有偶，1930年蔡元培在《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一文中，则是这样写道：直至辛亥革命，“而孙中山重科学，扩民权的大义，已渐布潜势力于文化上。
至《新青年》盛行，五四运动勃发，而轩然起一大波，其波动至今未已”
。
“我们用这两种标准（指科学与民权——引者），来检点十余年来的文化运动，明明合于标准的，知道没有错误；我们以后还是照这方向努力运动，也一定不是错误的。
我们可以自信了。”
[16]蔡元培同样是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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