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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说：“我们的文明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长处则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理解。
人们一定希望看到两者逐渐结合在一起。”
[15]杜威也说：“中国有数千年不断之旧文化，今又输入欧美之新文化。
二者亟待调和，以适应于人之新环境。
故世界各负有使新旧文化适合之责任及机会无过于今日之中国，无过于今日之北京大学。”
[16]杜亚泉表达了同样的希望：“今日东西洋文明，皆现一种病的状态；而缺点之补足，病处之治疗，乃人类协同之事业，不问人种与国民之同异，当有一致之觉悟者也。”
[17]但是，新文化运动主持者则多斥之为少数西方学者不负责任的言论，并强调欧战重新勾起了中国人的傲慢心。
德人台里乌司氏以为辜鸿铭批评西方文明偏重物质文明而轻视了精神文明，不无道理，“吾人倾听彼之言论，使吾人对于世界观之问题，怅然有感矣”
。
陈独秀则斥之为“迂腐无知识”
，并武断地指责台里乌司氏是崇拜君权的怪物：“在德意志人中，料必为崇拜君权反对平民共和主义之怪物。”
[18]他显然没有注意到在德人的反响中，包含着耐人深思的历史合理性。
此其三。
缘此可知，陈独秀所以攻击《东方杂志》，不惜给对方扣上有谋叛共和与图谋复辟嫌疑的大帽子，实缘于思想取向的对立和偏激，谓其有算计市场份额的动机，同样是低估了他。
此次争论固然是打击了《东方杂志》，后者销量下降，被迫易帅，而《新青年》却进一步扩大了影响，但这仍不足以说明是陈独秀的“‘非观念’的动机”
之奏效，而只能说明后者高扬科学与民主终究代表了时代的主潮和陈本人“定力”
之可贵。
恽代英曾认为，过激的刊物不足以动人，[19]他长时间坚持订阅《东方杂志》；但是，自1919年3月起，却转而订阅《新青年》，以为“阅《新青年》，甚长心智”
，[20]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恽代英阅读兴趣的改变，原因不在陈独秀“杀手锏”
的成功，端在恽代英自己的思想趋向了激进。
1919年10月21日，恽代英在日记中写道：“人家说我是过激派。
其实，我很可惜俄国过激派的大试验不立根本于共产主义的上面，而立于集产主义上面，以至于用力多，成功少，结果或者还不免失败。
这岂非大失着吗？”
“只要能破除私产制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自由工作，废除金钱，便一齐解决了。
这种主义，等过激派失败了以后，当更有价值呢。”
[21]他的思想实较“过激派”
有过之无不及，足见与“五四”
前已不可同日而语。
而时人转而肯定《东方杂志》易帅后的新气象，同样也说明了这一点：“《东方杂志》，这杂志要算是中国唯一无二的老杂志了。
但这杂志虽老，近来很有维新的气象，每期里头，总有二三篇有价值的文字在那里发现。”
[22]
[1]《新青年》，第5卷3号，1918-09-15；第6卷2号，1919-02-15。
[2]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288页。
[3]陈独秀：《独秀文存》，95、98页。
[4]胡适：《文学革命运动》，见胡明编：《胡适选集》，161～162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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