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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展新文化“便要从普及教育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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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元培与陈独秀珠联璧合，共同推进新文化运动之前，二人的思想进路，同中有异。
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前者在新文化运动中个性独具的重要切入点。
1912年7月，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留学德国。
在欧期间，他先后参与发起组织世界社、华法教育会等。
包括稍后的留法俭学会在内，这些团体的目的都在于“相与致力于世界之文化”
，“俾青年子女，得吸收新世界之文明，而进益于社会”
。
[1]蔡元培经历过戊戌政变，深感康、梁的失败，归根结底，端在不先培养革新人才，而欲借少数人成事，故坚信致力于人才培养之教育，乃是救国之不二法门。
[2]1916年9月，教育总长范源濂邀蔡元培归国出长北京大学，不少友人以为北大腐败，不足与为，力劝婉拒；但他深思之后，仍毅然应命。
他在致友人信中说：“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
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
[3]足见其着眼点，仍在看重教育。
历史证明，蔡元培是对的，他抓住了历史的机遇。
与此同时，陈独秀以自己独特的思考，同样也抓住了历史的机遇。
1913年“二次革命”
失败后，他先亡命上海，次年应章士钊之邀，至日本助其编辑《甲寅》杂志。
陈独秀一度思想消沉，但终在李大钊激励下，决心重新奋起。
他对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4]第二年，他果然创办了《青年》杂志，开创了思想界的新纪元。
有趣的是，蔡元培与陈独秀不约而同，都曾撰文反思“袁世凯现象”
，以为它反映了国人集体无意识中的思想痼疾。
但前者强调，“振而起之，其必由日新又新之思想，普及于人人，而非恃一手一足之烈”
。
[5]这自然舍教育莫由；后者则强调，“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
。
新青年“勿苟安，勿随俗，其争以血刃铲除此方死未死余毒未尽之袁世凯一世，方生未死，逆焰方张之袁世凯二世，导吾可怜之同胞出黑暗而入光明！”
[6]这自然是端在办杂志，以诉诸激烈的思想批判和舆论宣传。
陈独秀所谓“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其命意也在于此。
由上可知，发展新思想新文化，是蔡元培与陈独秀的共同目标，差异只在策略与路径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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