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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两人一经联手，差异恰成互补，浸成珠联璧合。
蔡元培到京后，经汤尔和推荐，并在读过《青年》杂志后，决然聘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
后者最初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
。
蔡元培劝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
，[7]他才答应就任。
前者的高明，于此可见一斑。
《青年》杂志借北大的平台，从此愈益发舒，类多能言；但是，人们似乎又忽略了问题还有更为重要的另一面，即蔡、陈联手，依托北大，从此奠定了新文化运动发展全新的格局：蔡元培“主内”
，将北大改造成了新文化运动强大的策源地；陈独秀“主外”
，借《新青年》“横扫”
旧思想旧文化，为北大及全国新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日益改善的外部环境。
二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最终助益于推动“全国思想都全改观”
宏大目标的实现。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此一格局的成立，还有赖于蔡元培的智慧：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原则”
、“兼容并包主义”
和教员“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
的法则，[8]为其提供了有力的学理依据。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便不难理解在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的独具个性，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集中精力将北京大学改造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示范区。
蔡元培既相信对于培养新人才和建设新文化而言，出长北大较之境外办学，将更切实可行，他自然集中精力改革北大。
蔡元培赴任不到两周，就致函吴稚晖说：“北京大学虽声名狼藉，然改良之策，亦未尝不可一试……改良之计划，亦拟次第著手。”
[9]这里，“改良之策”
的核心精神，就是他所谓的留德多年，“考察颇详”
的欧洲教育界“思想之自由，主义之正大”
，亦即他所认同的《新青年》杂志宣传的主义：科学与民主。
此核心精神在北大改革的展开过程中，其荦荦大者，表现如下：
其一，明确学校改革的新文化方向。
蔡元培到校后，首先发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这实际上是有力地宣示了学校改革的新文化方向。
冯友兰说：“在蔡先生的领导下，北大的这种局面是有方向的，有主流的，那就是新文化运动”
。
“蔡先生到北大首先发表的是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明显地支持了这个方向，确定了这个主流。
在这个布告一发表，学生们和社会上都明白了，有些话就不必说了，都不言而喻了”
。
[10]郑天挺也有同感，他说：“蔡先生一到北大，就请全国侧目的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作文科学长（相等于文学院院长）；这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学说新兴起，蔡先生就请中国第一个介绍相对论的夏元瑮作理科学长。
这种安排，震撼了当时学术界和教育界，得到学生的欢呼拥护。”
[11]随后，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陆续受聘到校，北大改革的新文化方向，自然愈显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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