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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见胡适的意见有失褊狭。
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对陈独秀说：“若倭铿来，他每有一次演说，我们当有一次驳论。”
[35]胡适对梁启超、梁漱溟在自己的著作中宣传欧洲思想界反省现代性的观点，也十分不满，前者明明在《欧游心影录》中声明“读者切勿误会，因此菲薄科学。
我绝不承认科学破产，不过也不承认科学万能罢了”
，[36]他却将鼓吹“科学破产”
的帽子强加在了后者的头上，强调梁启超无非谣言惑众。
[37]梁启超请赵元任为罗素翻译，胡适私下却“警告”
后者，“不要被该党利用提高其声望”
。
[38]对于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著名的世界文化“三种路向”
说，胡适的批评也有欠厚道。
[39]
蔡元培也是位自由主义者，但相较之下，却是另一种气象。
他同样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却支持北大学生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甚至亲临成立大会致辞。
他自1913年留学德国后，很快便注意到了欧洲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消长，尤其是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兴起（下文将具体谈到）。
出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利用访欧机会，曾登门拜访了倭铿（本想同时拜访柏格森，未成）。
他邀请柏格森与倭铿讲学虽未成，却促成了倭铿推荐自代的杜里舒来华讲学。
对于欧洲反省现代性思潮，他完全取开放的态度，积极去迎受它。
他不仅自己节译有柏格森的《玄学导言》，而且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长文中对柏格森哲学有相当篇幅的介绍，并极力推荐柏格森与倭铿共同的学生张君劢介绍他们的学说：“他要是介绍两氏的学说，必可以与众不同。”
如前所述，[40]蔡元培对年轻胡适的提携，人所共知；与此同时，他对梁启超、梁漱溟同样坦诚相待。
他与梁启超合作组织“讲学社”
，专门负责聘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
所请杜威、罗素、杜里舒三人，不仅彼此学说各异，蔡元培本人对此也不尽认同，但是，他都一视同仁，盛情接待。
[41]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这篇长文中，蔡元培不仅对备受胡适等人责难的梁漱溟的观点作了具体的介绍，而且以这样的一段话，作为长文的结束语，尤具深意：“梁氏所提出的，确是现今哲学界最重大的问题；而且中国人是处在最适宜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地位……梁氏所下的几条结论，当然是他一个人一时的假定，引起我们大家研究的兴趣的。
我所以介绍此书，就作为我这篇《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的末节。”
[42]蔡元培未必赞成梁漱溟的观点，但重要在于，他肯定了作者所提出的问题本身，“确是现今哲学最重大的问题”
，具有助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价值。
梁漱溟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至今仍有重要的影响。
足见当年蔡元培的远见与宽容，不仅支持了年轻的学者，而且助益了中国学术的发展。
说到底，蔡元培强调“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并不意味着一定要赞成或接受不同的观点，而是强调要尊重思想的多元化和坚持学术发展的多样性统一。
因之，它不单是一种识见，同时也是一种胸怀。
[43]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认为蔡元培在北大能做包容新旧派学者，实体现了最令人钦佩的品格：“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点。”
[44]而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对胡适反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
主张，则作了这样的评论：“胡先生由于牢固的科学观而示人以不广，他在中国新文化启蒙运动史中，就难免退处于蔡先生之下了。
在‘兼容并包’的启蒙学风里，孑民先生是置身于‘兼容’之上的，而适之先生则局处于‘并包’之下了。”
[45]所言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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