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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以为，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其意义超出北大，为新文化运动指明了思想解放应有和更高的境界。
第三，坚持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趋向在教育。
随着“新文化运动”
一词在“五四”
后出现，[46]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不仅更加波澜壮阔，且愈益越出思想文化的范围，而与社会改造的实际运动相结合。
与此相应，关于新文化运动进一步发展趋向问题的讨论，也成为了时人关注的焦点。
从总体上看，主要意见有三：其一，强调普及，主张扩大新文化运动的范围。
例如，苏甲荣说：“普及乃是现代唯一的精神。
若是不要普及，那么，就没有文化运动的可言。”
“我们认定文化运动是普及民众运动，不要当它是智识阶级里的交换智识。”
[47]其二，强调提高，主张整理国故，提升学术。
其代表人物是胡适。
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中“指出新思潮的将来趋势”
，即是16个字：“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48]依其说法，“再造文明”
是目的，“研究问题”
与“输入学理”
是手段，新思潮的趋势包括两个方面：研究社会人生问题与整理国故。
由于在胡适眼里，谈政治虽然也是个选项，但为政治提供基础的文艺思想却是根本，所以，“整理国故”
即倡导学术研究，实成了他所要指引的新思潮发展的真正方向。
其三，强调超越新文化运动，主张转向社会革命。
这当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主张以俄为师，转向社会革命。
[49]
蔡元培的见解有不同，他坚持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趋向，当在教育。
早在留学期间，蔡元培就已认定教育是可大可久的救国事业，他所以决意归国出任北大校长，也在于此。
但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在出掌北大之初，更将此一认识进一步提升到了经国大计的高度。
他在爱国女校演讲说：民国既已成立，改革目的已达，如大病已愈，不再有死亡之忧了，现在讲爱国就不当提倡革命，而当提倡教育：“则欲副爱国之名称，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人格。”
[50]他甚至建议国民党放弃“暴激行动”
，转向注重“国民教育”
，主张从大多数国民入手，以待时机，“可为吾国民党规臬”
。
[51]蔡元培实际上是将教育视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出路，他说：“今之策国是者，莫不重教育；策教育，莫不谋普及。
夫教育曷贵乎普及，岂不曰教育普及，则社会国家一切至重要至困难问题，根本上皆得解决也。”
[52]如前所述，“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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