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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通吗？[27]
钱玄同以自己特有的幽默，点明了陈独秀所以怀疑胡适，根本原因端在后者“不谈共产”
即反对马克思主义，这是他的尖锐之处。
但是，形式逻辑自身的缺陷，也决定了钱“这话通吗”
的设问还远未回答实质的问题：胡适与梁启超都反对马克思主义，固然不能说谁一定投降了谁，但从新文化运动分裂的趋势看，二者是不是正在趋同呢？事实的回答是肯定的。
1919年7月胡适、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
之争，固然是新文化运动分裂的表征，但是就胡适而言，进一步明确而系统地提出自己关于新文化运动未来发展方向的具体主张，却是在同年11月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
他在文中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
这是其时关于“整理国故”
思想的第一次，也是最为系统的理论阐述。
他强调说：“这是我对于新思潮运动的解释。
这是我对于新思潮将来趋向的希望。”
[28]由是，统一的新文化运动公开分道扬镳，归趋两个方向：一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革命；二是“整理国故运动”
。
迨1923年1月胡适代表北大国学门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进一步提出“研究国学的方针”
，[29]“整理国故运动”
不仅形成了中心机构，且业已浸成了浩大的声势。
是时黄日葵就已看出了其中的分际，他说：“一种倾向是代表哲学文学一方面，另一种倾向是代表政治社会的问题方面。”
前者隐然以胡适为首领，后者则隐然以陈独秀为首领。
“前派渐渐倾向于国故整理运动。
……陈独秀先生的一派，现在在做实际的社会革命运动”
。
[30]胡秋原也回忆说，“民国十年以后，‘整理国故’之风大起”
。
[31]
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
，与梁启超的理想暗合。
陶菊隐说：“梁对欧洲文艺复兴曾倾倒备至，想高举这面大旗，在中国大干一场，其理想中之一目标有二：一为整理国学，一为灌输西方新思想及新科学，融合二者来确定中国的文化路线。”
[32]梁启超肯定“整理国故”
，他说：“整理国故，我们是认为急务……”
[33]他认为，中国的历史典籍犹如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从前都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今日若能用科学方法重新整理，便像机器采掘一样，定能辟出种种新境界，而且对于全人类文化，有很大的贡献”
。
[34]他所谓的“科学方法”
，就是“外来新文化”
、“西法”
、“洋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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