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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凡成为一派思想的，均有其特殊面目，特殊精神……各人抱各自那一点去发挥，其对于社会的尽力，在最后的成功上还是相同的——正是相需的。
我并不要打倒陈仲甫、胡适之而后我才得成功；陈仲甫、胡适之的成功便也是我的成功。
所以就不同一面去说，我们还是不相为碍的，而是朋友。”
[6]梁漱溟公开说自己与陈、胡的“思想革新运动”
目标完全一致，同时也不否定作为“一派思想”
，别具个性；但是，他最终仍强调，殊途同归，相辅相成。
他的回应是诚恳的，也是合乎实际的。
应当说，梁等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但因站立在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想基点上，其对中西文化的审视，便具备了不同于陈、胡主流派的视野，从而凸显了个性。
这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思想层面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思想解放的原则：“对西方求解放”
。
陈、胡主流派主张激烈地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功不可没；但也无可讳言，奉西方文化为圭臬，不免盲目崇拜心理。
他们强调，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国家、新社会，不能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一切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
的旧文化，都必须清除，“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
[7]西方可学，但一切以西方的为“新”
，为“标准”
，便成了盲目的教条。
这实浸成了一种思想范式。
1919年底，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将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确立为一个思想解放的原则。
在欧洲，尼采的这句名言是批判理性主义的宣言书，而胡适引以概括新思潮的意义，目的却是要彰显其反传统的锋芒。
他在文中列举了诸如孔教、旧文学、贞节、旧戏、女子问题等等，以为都是必须加以重新估定价值的许多事例，唯独不涉及西方文化。
这就是说，对于西方文化，无须持“评判的态度”
，“重新估定一价值”
，因为它是标准。
说到底，胡适的这个思想解放的原则，只是强调“对中国固有文化求解放”
。
有趣的是，随后蒋梦麟也发表了《何谓新思想》一文，重申自己先期提出的“新思想是一个态度”
的观点，他说：“若那个态度是向那进化方向走的，抱那个态度的人的思想，是新思想；若那个态度是向旧有文化的安乐窝里走的，抱那个态度的人的思想，就是旧思想。”
以所谓“态度”
“向”
哪里走，作为判分一个人新旧思想的标准，蒋梦麟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个思想解放的原则。
不过，他强调自己的观点与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文中所说“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
，“不谋而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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