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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他所谓需要加以研究和补救的“文化的危险”
，显然是指18世纪以来伴随工业革命发生的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
虽然他并不赞成简单地将西方文明归结为物质文明，但他坦承西方文明有缺陷：“有人过于崇拜物质上的文明，把人事和科学分开，所以也有人利用物质的文明，造下种种罪恶。”
将道德与科学全然分离，“这是西方文明最大的危险”
。
他提醒听众说，中国现在的情形，“有两大危险，不可不注意”
：一是有人“想抵拒物质文明”
，以保有旧社会的思想习惯，这是不可能的；二是有人“妄想有了物质文明就全够了，把人生问题丢开”
，令物质文明与人生行为相脱节，这就是西方文明已经发生的危险现象。
杜威在课后曾提出了下面的一个问题，让大家回去思考：“怎样能够在教育上寻出一种方法，使我们可以利用西方的科学教育和物质文明，来增加人民的幸福，同时又能避免极端物质文明的流弊呢？”
[7]这里所提示的，正是反省现代性的主题。
需指出的是，杜威的一个重点讲题是《现代的三个哲学家》，分别介绍了詹姆士、柏格森与罗素的思想。
他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有很高的评价，不仅强调他与其他二人的思想“是代表我们时代的精神”
，而且强调他的“生命的奋进”
说与直觉理论，十分精彩。
杜威说：“柏格森的直觉，就是对于自己创造的将来有一种新的感觉。
这个感觉，决不是推理计算可以得到，而在我们有一种信仰，往前奋进。
这是柏格森的贡献。”
[8]国人对柏格森原来并不熟悉，经此讲演，柏格森及其生命哲学在中国的影响迅速扩大了。
所以，有人甚至这样说：“到杜威博士讲演现代三大哲学家的思想，于时柏格森的思想才介绍到中国。”
[9]
如果说，杜威的讲学还仅是涉及反省现代性；那么，罗素则是形成了自己系统的观点。
罗素在欧战中，是著名的反战主义者，并因之入狱。
他在自传中说，战争改变了自己的一切，尤其是改变了自己“整个的人性观”
。
战争的残酷，使他“获得一种新的对有生命的东西的爱”
。
[10]他开始从纯粹的哲学越入社会哲学领域。
罗素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何为“合理的人生”
，或怎样可以得到“生命的乐趣”
？他说：“所有人生的现象本来是欣喜的，不是愁苦的；只有妨碍幸福的原因存在时，生命方始失去他本有的活泼的韵节。
小猫追赶她自己的尾巴，鹊之噪，水之流，松鼠与野兔在青草中征逐；自然界与生物界只是一个整个的欢喜，人类亦不是例外。
……人生种种苦痛的原因，是人为的，不是天然的；可移去的，不是生根的；痛苦是不自然的现象。
只要彰明的与潜伏的原始本能，能有相当的满足与调和，生活便不至于发生变态。”
[11]合理的人生与生命的乐趣，只在于人的本能的发舒与满足。
它应有几种元素：自然的幸福、友谊的情感、爱美与创作的奖励、纯粹的知识即科学的追求。
然而，这一切都与机械主义不相容。
以追求“成功”
、“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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