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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仍可以参加社会活动，“如办平民教育、组织工会、农会及其他团体、加入革命的政党、当新闻记者做宣传事件等——以求补学校与人生间之罅隙”
。
[7]至于罗素所谓基于人类“冲动”
本能的“社会改造原理”
，更被许多人所津津乐道，自然同样是有力地提升了青年人关注社会与政治的热情。
所以，多年后，蒋梦麟的回忆与评说是对的：“这两位西方的哲学家，对中国的文化运动各有贡献。
杜威引导中国青年，根据个人和社会的需要，来研究教育和社会问题”
。
“他的学说使学生对社会问题发生兴趣也是事实。
这种情绪对后来的反军阀运动却有很大的贡献”
。
“罗素则使青年人开始对社会进化的原理发生兴趣。
研究这些进化的原理的结果，使青年人同时反对宗教和帝国主义”
。
[8]
不过，仅看到这一点还不够。
需要指出的是，“新文化运动”
一词是在1919年底才出现的，其真正流行更晚到次年的下半年。
[9]所以，虽然“五四”
后社会改造的呼声日高，却甚少有人注意到“文化运动”
与“社会运动”
或叫“社会改造运动”
，两者间的概念区分及其意义。
一般人多不经意地将二者混同，故效春说，“新文化运动就是社会改造运动”
[10]。
戴季陶也断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就是以科学的发达为基础的‘世界的国家与社会的改造运动。”
[11]所以，“五四”
后新文化运动不仅发展为社会改造运动，而且最终归趋“以俄为师”
的社会主义，首先就表现为以陈独秀代表的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认知层面上的理性追求的过程。
名哲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内在联系，其最值得关注的部分，也正在于与这一过程声气相通，不论其自觉与否，实助益了此一趋向。
举其大者，主要有三：
其一，在观念层面上，助益人们由原先推动“文化运动”
，自觉地转进到推动“社会运动”
。
这不妨以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
陈独秀为例。
1919年6月，杜威作《美国之民治的发展》长篇讲演。
他说，残酷的欧战使自己“深觉得世界上一切非民治的制度的大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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