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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进而强调指出，罗素这两段话，对于中国政党的改造是“一个大大的暗示”
：“政党是政治底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我们与其大声疾呼：‘改造政治’，不如大声疾呼：‘改造政党’！”
[48]所谓“大大的暗示”
，就是重大的启示。
陈独秀从罗素临别赠言中得到的启示就是：不仅要走俄国革命的道路，而且要聚集精英人才，创建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我们注意到，1920年初瞿秋白在上述《社会运动的牺牲者》中，不仅提出文化运动必然要发展到社会运动的重要思想，而且强调还必须有一批具有“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
，勇于打破旧制度与旧传统的“社会运动的牺牲者”
，[49]才能真正实现这一点。
这同样是极重要的预见。
但是，他既未能说明社会运动的具体内涵，所谓“社会运动的牺牲者”
也依然仍是抽象的概念。
而现在的陈独秀，却借罗素的临别赠言，明确强调革命政党建设对于社会改造的极端重要性了。
是文发表于1921年7月1日，正是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建之时。
罗素最终对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建议，无疑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革命的最初发展。
但与此同时，张东荪、胡适等人却对罗素大失所望。
张东荪发现自己陷入了尴尬境地，他埋怨说：“现在看了这篇最后的讲演，使我们大失望”
，这与他此前的主张自相矛盾。
“凡此种种，我们生一种感想，就是觉得罗素先生自己的思想还未确定，何能指导我们呢？”
[50]罗素走了，胡适去送，但“不幸迟了几分钟，车已走了”
。
[51]他作诗一首，题为《一个哲学家》，其中说，“他自己不要国家，但他劝我们须爱国；他自己不信政府，但他要我们行国家社会主义”
，[52]同样表达了自己对罗素的不满。
人们对毛泽东下面的名言，多耳熟能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53]这自然是正确的，但浪漫的诗化语言，富有感染力，却不免于抽象。
十月革命给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是一回事，先进分子最终理解和接受它，并决心走“以俄为师”
的道路，则是另一回事，因为后者是多样化因素综合作用和人们反复选择的结果。
缘上可知，“五四”
后新文化运动最终归趋“以俄为师”
的社会主义，其在思想层面上的展开过程，既深刻地反映了中国思想界的异趋，同时也明显地打上了名哲尤其是杜威与罗素讲学的印记。
所以，周策纵从另一角度的观察也是对的：“杜威、罗素两位杰出西方自由主义者无疑忠于他们所信服的民主和宪政，但他们在中国的言论，至少无疑地助长了社会主义的气焰。”
“如果连西方自由主义大师都为社会主义‘帮腔’，难怪后来有许多自由主义者变成了共产主义的同路人。”
[54]
[1]君左：《社会改造与新思潮》，载《改造》，第3卷第1号，1920-09-15。
[2]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见岳玉玺等编：《傅斯年选集》，64～65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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