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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相信，“保持缄默归根到底并没有什么好处”
。
[42]其率性直言，容有过当，但却是补台而非否定。
其时明眼人已看到了这一点。
梁敬说：罗素“盖对于俄党所揭橥之主义，已根本赞成，所审择者，即何种手段，始能达到真目的，何种手段始为最适宜耳”
。
[43]远在东北的金毓黻在他的日记中也写道：“罗素在北京女师演说，谓俄国过激主义中之罪恶，世界上皆全有，他的优点却为他国所没有。
又云‘世界最公平者，莫如布尔什维克主义（即过激主义）’。
由此言证之，知罗素氏亦极赞成过激主义。
然则罗氏认俄国劳农政府举措之不满人意，乃其手段耳，非根本反对也。”
[44]罗素所以最初认为中国当先发展教育与实业，以后再行社会主义；这与其所以批评俄国革命，是一脉相承的。
在他看来，俄国革命所以存在许多弱点，是因其经济落后的缘故，而中国的经济较之更加落后，不先发展实业，社会主义自然更不具备条件。
但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想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实业，事实上可能吗？罗素自己也感到两难，他在甫抵上海的欢迎会上致辞时说：“至于中国改造之路径方法，鄙人当竭所知，以供采择。
但就最近之感想所及，各种改造方法之中，自以教育为第一义。”
[45]他说得明白：这只是初来乍到的想法。
他没有最终下结论，而留待继续观察与思考。
直到1921年7月，他的临别讲演——《中国到自由之路》，才最后明确而郑重地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发展道路问题的建议：“我和有思想的中国人谈话，常常觉得有一个问题：怎样能够发展中国的实业，同时又能免除资本主义的流毒？这是个难题。”
现在明确了，“一定要先解决政治问题”
，而中国政治改革不能走西方的道路，“俄国政策适合中国”
，“最好经过俄国共产党专政的阶级。
因为求国民的知识快点普及，发达实业不染资本主义的色彩，俄国式的方法是惟一的道路了”
。
[46]尽管罗素将俄国革命理解为“国家社会主义”
，并不准确；但重要在于，他超越了自己，给国人的最终建议却是：以俄为师。
这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自然引起了震动。
其时，李大钊、陈独秀诸人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正在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
1920-1921年，蔡和森曾几次致书毛泽东，强调中国改造“一定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舍此无方法”
。
[47]毛泽东也极表赞同。
从李大钊到毛泽东，都主张以俄为师，开创中国革命新的道路。
罗素的临别赠言，适逢其时，其不谋而合，对于国人尤其是陈独秀、李大钊诸人，无疑产生了鼓舞的作用。
陈独秀很快改变了原先对罗素的怀疑与不满，他连续发表文章，高度评价其临别赠言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
他在《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中说：“罗素在《中国人到自由之路》里说：‘改革之初，需有一万彻底的人，愿冒自己性命的牺牲，去制驭政府，创兴实业，从新建设。
这类人又须诚实能干，不沾腐败习气，工作不倦，肯容纳西方的长处，而又不像欧美人做机械的奴隶。
’又说：‘中国政治改革，决非几年之后就能形成西方的德谟克拉西。
……要到这个程度，最好经过俄国共产党专政的阶级。
因为求国民的知识快点普及，发达实业不染资本主义的色彩，俄国式的方法是惟一的道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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