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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业发达时代，生产必需品既然增加，要多少就有多少，一人只要每天四小时作工，余剩的就可以从事知识思想的生活了。
陈独秀强调说，文化既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一些人“拿文化运动当做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
，就是本末倒置了，这说明，“这班人不但不懂得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是两件事，并且不曾懂得文化是什么”
。
[17]这时的陈独秀正在积极组建中国共产党，即已由原先的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
，转换角色，成为了“社会运动的总司令”
。
他近乎现身说法的上述观点，固然已属唯物史观；但从中，我们除了看到人们在思想观念层面上，自觉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两者间的概念区分及其意义，对于新文化运动后期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先导作用外，显然也看到了杜威与罗素的讲学，对陈独秀诸人此种观念的演进，产生了怎样积极的影响。
其二，名哲讲学的反省现代性，为李大钊诸人皈依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必要的思想铺垫。
日本学者丸山真男强调，研究思想史的发展，尤其要注意某种思想要素的多重价值及其多样的可能性。
他说：“所谓注重思想创造过程中的多重价值，就是注目其思想发端时，或还未充分发展的初期阶段所包含的各种要素，注目其要素中还未充分显示的丰富的可能性。”
[18]这是十分深刻的。
反省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虽有质的区分，但二者既然都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彼此就有相通之处。
在“五四”
前后特定的语境下，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对于中国的影响，更包含着“多重价值”
与“丰富的可能性”
。
就名哲讲学而言，其反省现代性，不仅产生了助益梁启超等人重新审视中西文化，进而促成了所谓“东方文化派”
的兴起；更值得注意的是，同时还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李大钊、陈独秀诸人转向服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必要的思想铺垫。
在这方面，罗素关于人性中存在两种“冲动”
的理论，其影响最具有典型性。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很快转向马克思主义；但在很长一个阶段里，他仍强调“心物”
、“灵肉”
、“物质与精神”
的“调和”
或叫“两面的改造”
，“一致的改造”
，甚至主张“阶级竞争与互助”
的统一。
以往的论者多据此强调，这是李大钊在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思想上表现出的不彻底性。
这种判断固然不错，却失之消极。
实际上，李大钊是借助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想铺垫，才登上马克思主义新的思想平台，它是积极的。
其中，罗素思想的影响尤显重要。
1919年9月，他在《“少年中国”
的“少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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