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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顽固奋斗的对象只是暴烈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杀灭性灵的物质主义；他主张的只是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爱的实现。
但他们说他是帝国主义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的狂人！”
[30]至于将泰戈尔讲学说成是研究系因在“科玄之争”
中失败，特意请他来为自己打气，胡适便不认同，他挺身而出，为之辟谣，自然是最为有力。
他说，“这话是没有事实的根据的”
，因为泰氏代表联系访华事在论战发生之前。
“我以参战人的资格，不能不替我的玄学朋友们说一句公道话”
。
[31]
与陈独秀诸人的抵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与苏联的驻华使馆却竞相邀请泰戈尔访问本国。
1924年5月10日，日使馆派人访泰氏，说：“中国既无人了解君，君何必久留此地？”
[32]次日下午，泰氏应邀访苏联使馆，后者的代表极表欢迎访苏，并谓：“就政治上说，……本国对于世界被屈服之民族，极愿加意提携。
且年来受西方物质文明之损害，亦复不少，实有共同合作之必要。
就学术上说，则俄之托尔斯泰，在十九世纪早唾弃物质文明，实与东方精神文明之旨相契合云云。”
[33]日本的态度可不置论，但苏联对泰戈尔的态度与主张“以俄为师”
的陈独秀诸人的态度，大相径庭，岂非耐人寻味并足资反省？
至此，不难看出，陈独秀提出的国民革命当团结“非革命”
知识分子，结成思想界联合战线的重要思想，并没有坚持到底。
他组织抵制泰戈尔的活动完全违背了自己这一正确的主张。
上述邓中夏的偏激自然也不是偶然的了。
事实上，从总体上看，其时陈独秀关于建立思想界联合战线的思想远未成熟，上述几篇文章的表述反反复复，模棱两可，都反映了这一点。
实际上，他只钟情于和胡适等的联合，这不仅因为后者本来就曾是共同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战友”
，而且还在于他相信唯物史观与实验主义有共同点（事实也是如此），在反对封建思想与军阀统治中可以合作。
邓中夏也说，二者“是真新的，科学的”
，[34]尽管前者较后者远为彻底。
他们始终对梁启超诸人抱有戒备心理，这不仅因为后者的研究系背景，而且还在于他们主张“东方文化”
，被目为代表封建思想。
故邓中夏所谓：“在现在中国新式产业尚未充分发达的时候，劳资阶级尚有携手联合向封建阶级进攻的必要；换过来说，就是代表劳资两阶级思想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尚有联合向代表封建思想的东方文化派进攻的必要”
的见解，[35]同样反映了陈独秀的思想。
其思想的自相矛盾，只能说明他甫转向马克思主义，还不可能正确地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中国现状和避免误区。
事实证明，陈独秀等人抵制泰戈尔的偏激做法，不仅没有结果，而且还使得他们原先设想的与胡适诸人联合的愿望，也进一步落空了。
胡适从一开始便不接受陈独秀的善意。
他后来回忆说：“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的唯物史观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战线。
这个希望是错误的”
，因为二者“根本不相容”
。
[36]在泰戈尔来华前，陈独秀曾约请胡适为《中国青年》反泰戈尔专号写一篇文章，但遭到了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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