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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胡适对抵制泰戈尔的做法甚为不满，在泰戈尔于青年会作第二次讲演开讲之前，他先警告反对者说：“外间对泰戈尔，有取反对态度者。
余于此不能无言。
余以为对于泰戈尔之赞成或反对，均不成问题。
惟无论赞成或反对，均须先了解泰戈尔，乃能发生重大的意义。
若并未了泰戈尔而遽加反对，则大不可。
吾昔亦为反对欢迎泰戈尔来华之一人，然自泰戈尔来华之后，则又绝对敬仰之”
，因为作为印度的最伟大人物和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其革命精神值得青年取法。
[38]在泰戈尔在京最后一场讲演会上，胡适再次陈词，对上一次讲演会上有人散发传单极表愤慨。
他说：散发传单本身违反了言论自由，因为自己不同意就要赶客人走，“那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吧。
自己取消鼓吹自由的资格。
自由的真基础是对于对方的主张的容忍与敬意”
。
泰戈尔的人格、文学革命的精神和他领导的农村合作运动，都已令吾人敬意。
即此不讲，其个人人格、人道主义精神、慈祥的容貌，也都足以令吾人十分敬仰了，何以要如此无理呢！
[39]胡适、蒋梦麟诸人原先都不赞成接待泰戈尔，但现在却都与梁启超等人站在一起，共同热情接待前者；陈独秀、邓中夏想联合胡适等以进攻梁启超诸人的想法，最终也事与愿违。
不过，也应看到，对新诞生的中共来说，学会以马克思主义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是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
中共二大提出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
的思想和主张，固然开其后统一战线思想的先河，但远未成熟；其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分析国情出现偏差与不协调，并不足奇。
换言之，上述的失误，并不影响她提出建立思想上革命联合战线主张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这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其时中共提出建立思想上革命联合战线的主张，实际上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并且在实际上取得了促进国共合作与推进国民革命的积极成效。
这是需另文讨论的问题；其二，中共发动的对泰戈尔的批判，固然有失偏颇，但它在广大青年中进一步高扬了反帝爱国的革命热情，也是应当看到的。
此外，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后来犯错误，主要是表现为政治上主张妥协退让的右倾，而这里在思想战线上表现出的却明显是“左”
倾。
这反映了他在思想上的矛盾性。
然而，无论如何，泰戈尔作为最后一位名哲讲学者的遭际，却又具有象征的意义：它再次突显了“五四”
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变动间，始终存在的深刻联系。
[1]胡适：《胡适全集》，第20卷，555页。
[2]胡适：《胡适全集》，第1卷，697页。
[3]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民治主义到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33页。
[4]同上书，88～89页。
[5]梁启超：《颜李学派与现代教育思潮》，见《饮冰室合集·文集》（4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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