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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动近代思想解放运动发展的内在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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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尤其是欧战前后，东西方都面临着各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的时代。
缘时代的落差，正当国人热衷于藉西方19世纪文明批判固有传统之时，西方资本主义因自身的矛盾，却已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
欧战的惨绝人寰，固然集中暴露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端；巴黎和会的背信弃义，更引发了中国五四运动的爱国浪潮，民族主义空前高涨。
在俄国革命的感召下，国人抚今思昔，要求重新审视东西文化和探讨国家与民族的发展道路，从而促进了“对西方求解放”
思潮的兴起。
所谓“对西方求解放”
，说到底，就是“对资本主义求解放”
，这是历史发展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国人打破了“西方文明中心”
论，明确肯定中国文化的自身价值，从根本上为恢复民族自信力奠定了基础。
而对于资本主义的普遍否定，并进而展开了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争论，则反映了时人思想之空前活跃；国人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作为考察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思想武器，选择了以俄为师，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则不仅意味着欧战后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
思潮发展到了自己的高峰，如陈独秀所言“收解放底圆满效果”
，而且催生了最初的善果：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兴起。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欧战后国人“对西方求解放”
思潮的兴起，不仅是其时中国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反映，而且成为了它的重要思想先导。
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
思潮在民族主义高涨的语境下兴起与发展，源于反省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两种视角和取向的交汇与冲撞的本身，就说明了其本质非简单抵拒西方，复归传统，而是要求超越西方的资本主义，在新时代全球视野下，谋求民族的独立发展。
所以，它所表现的不是传统固守的心态，而是积极的开放进取的心态。
归根结底，它仍然是近代志士仁人向西方追求救国真理的延续，只是时移势异，具备了新的世界视野与时代批判精神的人们，其心目中的“西方”
和所欲追求的真理，已与往昔的认知不可同日而语罢了。
1921年底，梁启超在讲学社欢迎罗素会上致辞说：现在正当我们学问饥饿的时候，“对于追求真理，异常迫切”
，我们需要将西方种种学说，“无限制输入，听国人比较选择，将来自当可以得最良的结果”
。
[1]最后，他复以吕纯阳点石成金的古代传说作比喻，希望罗素能将自己的“指头”
即“研究学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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