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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给中国人。
他说，这样我们也能接着研究下去，成为第二个吕纯阳，也可以点石成金了。
梁启超不仅表达了国人渴望追求真理的开放心态，而且表达了国人渴望独立发展的自信。
恽代英下面的话，从另一个角度，也同样表达了这一点：“我们反对文化侵略是反对帝国主义软化驯服中国民众的文化政策。
我们并不是说反对欧美文化，我们并不是否认欧美文化之优点，而且承认中国有亟须接受欧美物质文明之必要，我们所谓反对文化侵略，决不是盲目的赞美中国的固有文明，如保存国粹论与东方文化论者之所为。
我们认定欧美文化是比中国文化进步的，这是因为欧美文化是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农业封建社会的文化，欧美文化是比中国文化为进步的，这是因为欧美的经济状况是比中国的经济状况为进步的原故。
但这正是说，中国经济文化因为比较落后，所以为欧美帝国主义者所宰割**，中国民族必须力求经济文化的进步，以谋完成自己的解放；决不是说，中国经济文化既然比较落后，便应当甘心屈服于欧美帝国主义者的宰割**，亦不是说中国一定要保守这种比较落后的经济文化，不求经济文化的进步。
——这个奴性或保守性的见解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
[2]
而这两种视角和取向，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最终分道扬镳，乃缘于彼此宇宙观的根本对立。
历史业已证明，国人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选择以俄国师的革命道路是正确的，它应验了梁启超所言：“听国人比较选择，将来自当可以得最良的结果”
。
所以，列文森在其被誉为名著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的以下判断，显然是不正确的。
他写道：“一个地道的中国反传统主义者在情感上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为西方太富有侵略性了，所以，五四运动中的那些不加掩饰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反传统主义者必然成为共产主义的先驱——先驱和当然的牺牲品。”
“这种完全起源于西方的共产主义号召造反，这就为中国人接受共产主义铺平了道路，而不是设置心理障碍，因为它保证对前共产主义的西方，亦即侵害中国的西方，像那些墨守成规的中国传统主义者一样，也给予共产主义的坚决抵制。
这样，一个希望中国和西方地位确实平等的中国人，就不需要求助于一种令人绝望的传统主义以满足自己的希望，因为在共产主义的庇护下，反传统主义也能帮助他实现这一目的。
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与苏俄一道，似乎可以走在世界的前列，而不是一个跟在西方后面蹒跚而行的落伍者。”
[3]列文森没有真正读懂中国历史，也未免小看了中国人。
反传统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钱玄同、吴稚晖诸人不就是典型的例子吗？列文森将欧战后国人“对西方求解放”
思潮的兴起，归结为中国人要面子——与西方争平等：一些知识分子所以转向共产主义，是因为它既可以涵盖反传统主义，又可以批判西方，满足了中国人想“走在世界的前列”
的虚荣心。
他没有看到，巴黎和会的屈辱如何令国人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殖民地化的况味”
和长期遭受西方侵略的“切骨的痛苦”
，从而唤起了民族的自觉；也没有看到，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矛盾的充分暴露和鸦片战争以降中国虽事事效仿西方却依然不脱被西方侵略的命运，由此启发国人反省西方和重新探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与正义性；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更没有看到，国人是通过反复比较与争论，才最终认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并接受它作为自己重新考察国家与民族命运新的思想武器，从而推动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
要言之，欧战后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根本转折，这是何等深刻的历史巨变，列文森轻率地将之归结为抽象的所谓“儒教中国”
某种虚荣心的满足，其不足为训，是显而易见的。
无须讳言，欧战后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
思潮也存在明显的局限。
例如，打破“西方文明中心”
论是对的，但梁启超诸人未免将中国的儒家文化理想化；而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将文化问题与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相统一，也不失为深刻，但终不免有以革命论代替文化论的简单化之嫌。
同样，勇于否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对的，但人们对于“世界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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