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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的认识，也存在简单和理想化的倾向。
如此等等。
但是，重要在于，欧战后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
思潮兴起，毕竟为人们的思想解放进一步开辟了道路。
如果说，鸦片战争以降，缘西方“他者”
的出现，国人第一次学会了认识自己，那么，欧战后，则是缘对于西方“他者”
的再认识，国人从此也进而自觉到了需要重新认识自己。
这是近代国人思想解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其影响十分深远。
这不仅是指它催生了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的兴起，而且是指，国人从此开始树立起了对西方的理性批判精神。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不久，便开始酝酿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问题，尽管这一概念第一次被明确提出还要晚到1938年，[4]但它终究说明了，中共从一成立，就具备了不盲从西方的自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探索，可以看成是此一传统的发扬光大），实反映了这一点。
反省现代性取向的影响，也不容轻忽。
长期以来，人们仅仅从字面的意义上强调梁启超、梁漱溟等人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而甚少注意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他们得风气之先，最早指陈西方文明的弊端，成为反省西方、倡言“对西方求解放”
的先行者，对于推动近代思想解放的意义。
当梁漱溟说“‘欧化不必良，欧人不足法’，是后期运动（指“中国民族自救运动”
——引者）在中国人意识上开出的一大进步”
时，[5]他不是一个守旧者，而是经历过欧化洗礼的反省者；所言未必精当，但其中有“对西方求解放”
的“真意”
，还是不容轻忽的。
不仅如此，以梁漱溟、冯友兰、张君劢等人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后成为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并称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之一的新儒学运动的兴起，主张以儒家的心性之学涵化现代的科学与民主事业，其与反省现代性的取向一脉相承，也是显而易见。
而当下国学热，儒学复兴之声浸浸而起，人们于其中，实也不难窥见到当年反省现代性的影子。
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以成就为近代中国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归根结底，端在于它同时包含了两大思想解放的向度：“对传统求解放”
与“对西方求解放”
。
二者相辅相成：前者首启思想解放的闸门，使国人得以开放的心态，超越传统，进而感悟西方现代思潮的变动，迎受反省现代性乃至于马克思主义；而缘后者，国人的识见更转进一层，愈形开阔，得以在重新审视中西文化的基础上，综合古今中西，开拓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新方向。
1924年潘公展在《从世界眼光观察二十年来之中国》一文中，对所谓“新文化运动之真义”
作了这样的概括：“新文化运动之真义，非谓新者皆优良而旧者皆恶劣，故一味使人模仿西洋而蔑视或毁弃一切中国固有之文物制度，不得谓为传播新文化之真价值。
提倡新文化者，其宗旨在使中国人受西洋近代科学之洗礼，无论求学处事，一以求真为鹄的。
偶像不问为孔子、为孟子、为苏格拉底、为亚里斯多德；学说不问为章炳麟、为康有为、为杜威、为罗素；政制不问为君主立宪、为民主共和、为苏维埃、为基尔特；社会不问为个人本位、为家庭本位、为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风俗不问为养生、为送死、为婚姻、为祈祷、为亲族往来、为朋友酬酢；——诸如此类，皆当本时势之趋向，为真确之估价，而不容有丝毫出于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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