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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概念，等量齐观。
又如，1921年，梁启超撰《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意义在于促进了现代中国人的自觉。
其中“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
。
他说，这“叫做民族精神的自觉。”
[6]但第二年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却又称这“是民族建国的精神”
，[7]也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如前所述，梁启超强调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但他又说民族主义是为了“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
，[8]而“外国侵凌，压迫已甚，唤起人民的爱国心”
，[9]足见在他的心目中，爱国同样也是民族主义的核心。
至此，我们不难体会到梁启超运思的理路：民族精神是国有与立的灵魂或根本，民族主义则既是面对外侮进逼民族成长必经的阶段，同时也是民族精神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者相互依存，互为表里，其衔接的机枢或点化的精灵，则在于国民的“爱国心与自觉心”
，即爱国主义。
故他复强调：“天下之盛德大业，敦有过于爱国者乎”
？[10]“吾辈今日之最急者，宜莫如爱国”
。
[11]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又如何构成了以下他的两大重要思想主张的根本基础。
其一，民族精神论与“新民说”
。
人所共知，“新民说”
是梁启超提出的一生中最为著名、影响也最为深远的一种思想主张。
他将戊戌时期维新派提出的“开民智、新民德、强民力”
的思想，进一步提升到“新民说”
，这绝非仅是简单的概念更换，而是体现了他在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对现代的民族、国家、国民内在联系的整体性思考，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具有宏富的内涵。
对此学界已有很多研究。
但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的中华民族精神论与其“新民说”
间的内在联系，迄今尚未被人注意到。
实则，前者构成了后者的逻辑起点和根本的思想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1902年，梁启超即将《新民说》的部分内容与此前发表的《少年中国说》、《中国积弱溯源论》、《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等内容相关的共12篇文章，编辑成上下两卷，交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并取名为《中国魂》。
此后连续再版，到1906年即已发行至16版，到1913年更发行至于19版。
此书不仅影响甚广，而且说明在梁启超的心目中，“新民说”
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锻铸“中国魂”
，即“中国民族精神”
说。
《新民说》的基本观点认为：国家既由国民构成，“国民之文明程度”
自然决定着国家的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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