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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蔡元培在内，欧战前后国人反省现代性所业已提出的问题与思考，许多在今天仍不失其合理性，是应当看到的。
当然，蔡元培的思想也有自己的局限。
他对于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虽有更加冷静和避免了简单化的长处，同时，作为北大校长，也不容放言无忌，但终究缺乏应有的力度。
他唯一的一次批评孔子，却不免诚惶诚恐，就反映了这一点：“吾国分士、农、工、商为四民，而士独尊。
吾不得不犯众怒，归咎于人人尊崇之孔子。
孔子蓄雄心，欲揽政权，故游说各国，推士为独尊，而轻视农、工与商，致门弟子中有农、工、商之才者，亦为所迷，而不知返。”
[6]难怪陈独秀批评说：“蔡先生不反对孔子”
，“此余之所不同也”
。
[7]
但是，尽管如此，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卓然独立，却难能可贵。
后来梁漱溟在纪念文章中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这虽非一人之功，“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
又说：“假如说开风气，育人才，为贡献于国家之最大者，则二三十年来总要数蔡先生为第一个。”
[8]其言在概括蔡元培的一生，但对于新文化运动中蔡元培的独特贡献与思想个性而言，它同样是贴切的。
[1]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中），434页。
[2]参阅拙文：《新文化运动与反省现代性思潮》，见《近代史研究》，2009（4）。
[3]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361页。
[4]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51～52页。
[5]［美］卡尔·博格斯：《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蔡海榕译，225～226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6]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489页。
[7]陈独秀：《独秀文存》，92页。
[8]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见《梁漱溟全集》，第6卷，346页；《蔡元培与新中国》，见《梁漱溟全集》，第6卷，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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