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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借口，“掩饰它出兵东三省的阴谋”
；其二，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同时正扶植废帝溥仪，将之由天津转移到大连，“以便推他作满洲的皇帝。
名义上说是扶助满洲独立运动，实际上是假借这个虚君制度，以便夷‘满洲王国’为日本领土”
。
这无非是其吞并朝鲜的故技重演；其三，日本大造东三省独立的舆论，诸如“拥宣统复辟”
、“请遗臣拟拥恭亲王为满蒙君王”
，以及“满蒙非中国领土”
说，等等，谣言四起。
他强调，“蛛丝马迹，在在足与上说相印证”
，“不能不疑于日本的阴谋鬼计，刻下正在分途进行咧”
！
现在日本人需要的只是一个借口，“扰乱倘一发生，它便有所借口来派兵‘维持治安’了”
。
果然，日本人正在奉天制造所谓“炸弹事件”
、“日侨恐慌”
等等的紧张空气，“日本人的阴谋已图穷而匕首现了”
。
武育干最后大声疾呼，日本方针已定，中国人民武装抗日已不可避免：“中国方面为图国民革命成功，为图国际地位之改善，也终非出于对日用武力不可。
这只是迟早的问题，但我们要怎样的着手准备，以便倾全力以图‘满蒙问题的总解决’呀！”
[21]不到三年，日本果然挑起了“九一八”
事件，进而占领东三省，继而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
由此不难看出，《东方杂志》的上述预警和呼吁未雨绸缪，表现了多么可贵的预见性和尖锐性。
1932年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
事变中遭日军炸毁，但《东方杂志》坚持出版。
其第29卷4号发表主编胡愈之的文章《本刊的新生》，宣告本刊在战火中获得“新生”
，将以“拿枪杆子的精神”
拿笔杆子，投入抗日救国的斗争：“我们将以此求本刊的新生，更以此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
[22]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明，经历了近30年的观察与思考，《东方杂志》不仅洞悉了日本的侵华野心，而且决心从此以全新的姿态，投入全民抗战的伟大洪流。
不过，同样重要的是，《东方杂志》对日本军国主义深恶痛绝，但这并不影响它在申明大义的同时，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日本民族始终持理性的态度。
[1]何海鸣：《太平洋会议保侨案提出之旨趣与华侨之觉醒》，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8～19号，1921-10-20。
[2]武堉干：《太平洋会议与中国》，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8～19号，1921-10-20。
[3]武堉干：《太平洋会议与中国》，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8～19号，16页。
[4]章锡琛译：《日本大隈伯爵之东方平和论》，载《东方杂志》，第10卷第12号，1914-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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