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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反省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论点，就是指斥理性主义摧毁了传统。
生命哲学强调宇宙是一个生命的“大奔流”
，其“冲动”
、“流转”
、“绵延”
，呈现的也正是新旧的嬗递与有机的统一，而非彼此的对立与决绝。
罗素评论说：柏格森的“纯粹绵延把过去和现在做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存在着相互渗透，存在着无区分的继起”
。
[14]章士钊是文化调和论的始作俑者。
他早年在《甲寅》首倡此说，后来发表的《新时代之青年》一文更径直引发了争论，而其立论的基础，也正是柏格森“动的哲学”
：“宇宙最后之真理，乃一动字，自希腊诸贤以至今之柏格森，多所发明。
柏格森尤为当世大家，可惜吾国无人介绍其学说。
总之时代相续，状如犬牙，不为栉比，两时代相距，其中心如两石投水，成连线波，非同任何两圆边线，各不相触。”
[15]时在日本的李大钊不仅接受了生命哲学的影响，而且认同章的调和论观点。
他反复阐述自己的观点：“我却确信过去与将来，都是在那无始无终、永远流转的大自然在人生命上比较出来的程序，其实中间都有一个连续不断的生命力。
一线相贯，不可分拆，不可断灭。
我们不能划清过去与将来，截然为二。
完成表现这中间不断的关系，就是我们人生的现在。”
[16]在李大钊看来，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的生命统一体，其间虽有新旧，即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分别，但那只能体认为一以贯之的宇宙生命力的“绵延”
过程，而非断裂。
这与章士钊的“两石投水”
说相通，其调和论的主张同样也染上了生命哲学的印记。
在新文化运动的语境下，文化调和论的提出，在逻辑上不仅为主张新旧文化，而且为主张中西文化的融合，预设了理论前提。
所以，陈独秀反对文化调和论，同时也强调中西文化不容两立，并反对质疑西方文化。
1918年他两次撰文质问《东方杂志》，都提出同一问题：“‘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
’此言果非梦呓乎？敢问。”
[17]反之，李大钊则明确主张中西文化调和。
不过，这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1917年4月，他在《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一文中，是主张将“静的”
中国文明全然改造成西方式的“动的”
文明。
他写道：“吾人认定于今日动的世界之中，非创造一种动的生活，不足以自存。”
他希望青年人肩负起此一使命，“俾我国家由静的国家变而为动的国家，我民族由静的民族变而为动的民族，我之文明由静的文明变而为动的文明，我之生活由静的生活变而为动的生活；勿令动的国家、动的民族、动的文明、动的生活，为白皙人种所专有；以应兹世变，当此潮流”
。
[18]在这里，西方“动的文明”
并无瑕疵，自然更没有中西文化调和的意思。
但是，第二年在《东西文化根本之异点》中，他的见解却有了重大的变化。
现在李大钊强调，中西文化因地理及历史的缘故，形成了“主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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