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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
各自特色的两大区域性文化，二者互有长短，“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
。
其主张调和，自非将中国“静的文明”
改易为西方“动的文明”
，而是“当虚怀若谷以迎受彼动的文明，使之变形易质于静的文明之中，而别创一生面”
。
[19]同时，此一观点在展开的过程中，其借助反省现代性的视角，同样是十分清晰的。
例如，他说：西方文明“疲于物质之下”
，东方文明之所长，“则在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观察，以窥见生活之神秘的原子，益觉沉静与安泰。
因而起一反省，自问日在物质的机械的生活之中，纷忙竞争，创作发明，孜孜不倦，延人生于无限争夺之域，从而不暇思及人类灵魂之最深问题者，究竟为何？”
[20]在这里，西方“动的文明”
不仅有所短，而且恰恰有待中国“静的文明”
的优长来补偏救弊了。
当然，他并未因此将中西文化等量齐观，尤其反对隆中抑西的误导。
所以，他说，西洋文明之是否偏于物质主义的弱点，需要吸收东洋文明的长处，是一个问题；而当今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借鉴西洋文明的长处，则是另一个问题。
“时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
“断不许舍己芸人，但指摘西洋物质文明之疲穷，不自反东洋精神文明之颓废。”
[21]由上可知，李大钊虽然与陈独秀一样，都看到了中国落后的国情，因而坚持了新文化运动追求现代性的根本方向；但前者肯定了中西文化各有长短和中西文化调和的必然性，其与后者不愿正视西方文化的弱点，简单否定中国文化的偏激倾向，便有了明显的分别。
换言之，由于李大钊积极吸纳了反省现代性合理的内涵，他的许多新文化主张，便显得更加实事求是、冷静、稳妥。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1920年初陈独秀的思想也开始发生了重要的变动。
这首先便是：他开始正视欧洲的反省现代性思潮。
是年1月，他在《自杀论》长文中，第一次考察了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将欧洲“思潮底趋势”
分为：“古代思潮”
（“纯理性的”
、“天上的、”
“神的”
、“理想万能”
）；“近代思潮”
（“本能的”
、“地上的”
、“物的”
、“科学万能”
）；“最近代思潮”
（“情感的”
、“人生的”
、“科学的理想万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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