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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陈独秀诸人虽然在立论上对生命哲学多有借重，但在思想的根本取向上，却不愿认同西方的反省现代性思潮。
1917年初陈独秀在《答俞颂华》中论及宗教与精神生活问题时，这样说道：“近世欧洲人，受物质文明反动之故，怀此感想者不独华、爱二氏。
其思深信笃足以转移人心者，莫如俄国之托尔斯泰，德国之倭铿。
信仰是等人物之精神及人格者，愚甚敬之。
惟其自身则不满其说，更不欲此时之中国人盛从其说也（以中国人之科学及物质文明过不发达故）”
。
[11]他强调，尽管自己对托尔斯泰、倭铿等反省现代性者的信仰与人格心存敬意，但并不认同他们的主张，更反对在中国照搬此种理论，道理很简单：中西国情不同，“以中国人之科学及物质文明过不发达故”
，即西人要求反省现代性，而中国恰恰需要追求现代性。
在这一点上，李大钊与陈独秀是一致的。
他指出，“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虽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
，然而，相对于中国而言，终究居优越的地位。
因之，“西洋文明之是否偏于物质主义”
，是一个问题，“时至今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收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
，则是另一个问题。
[12]李大钊同样强调东西方所面临的问题不同，故对其思想取向，自然不应等量齐观。
陈、李的这一认识十分重要，它从总体上集中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主持者们对欧洲现代思潮的变动，持理性的选择态度。
需要指出的是，陈、李虽然不认同西方的反省现代性思潮，却无意加以贬抑，如陈且对柏格森诸人心存敬意；[13]但是，胡适与丁文江却不然。
[14]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中说：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潮流，只有达尔文的进化论与杜威的实验主义才是主流，最近30年柏格森的新浪漫主义无非是支流。
“我也知道‘支流’两个字一定要引起许多人的不平”
；但要知道，所谓直觉等概念，杜威等许多哲学家早已说过了，所以，“柏格森的反理智主义近于‘无的放矢’了”
。
[15]其贬抑柏格森哲学，显而易见。
丁文江更进而贬损柏格森的人格。
他借罗素的名义，说：“他的盛名是骗巴黎的时髦妇人得来的。
他对于哲学可谓毫无贡献；同行的人都很看不起他。”
[16]实际上，罗素对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有很高的评价，他在名著《西方哲学史》中写道：“昂利·柏格森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法国哲学家”
。
“我把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讲得比较详细，因为它是对理性反抗的一个极好的实例，这种反抗始于卢梭，一直在世人的生活和思想里逐渐支配越来越广大的领域。”
[17]其时杜威在华演讲的一个题目是《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他将柏格森与詹姆士、罗素并称为代表现代思想的三大哲学家，评价同样很高，而担任翻译的恰恰就是胡适。
彼得·沃森在其名著《20世纪思想史》中则写道：“柏格森很可能是20世纪头10年最被人们理解的思想家，1907年后，他无疑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
[18]足见，胡适、丁文江之贬抑，有失褊狭。
正是由于上述的缘故，尽管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尤其是随着梁启超游欧归来发表著名的《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风行一时，时人对西方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宣传也形成了热潮，但是，新文化运动主持者们却与之愈形疏远，一些人乃至怀有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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