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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永久是新的”
；又说“这就是生命”
。
“这几句话若接连起来，便可以说是他的哲学思想——你看他象不象柏格森说的话？”
他最后说，先受泰氏的影响，后读柏格森的著作，“与吾前说相佐证，乃大信柏格森的哲学”
。
[23]瞿世英的感受，在文学青年中有相当的代表性。
受西方现代思潮变动的影响，“五四”
前后的中国也兴起了反省现代性的思潮，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与风行，是其趋于高涨的重要标志。
[24]这在时间段上，正与名哲讲学相重叠，不难想见，后者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这不仅是指名哲讲学助益反省现代性思潮声势的壮大；更主要是指，他们的讲学为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倡导此一思潮的所谓“东方文化派”
，提供了重要的立论依据。
这包含有两个层面：
其一，名哲的言说，启发或助益了他们重要理论观点的酝酿与形成。
这可以梁启超与梁漱溟为例。
1920年11月，梁启超在欢迎罗素的会上致辞时，曾强调说：战后的世界人类所要求的是，“生活的理想化，理想的生活化。
罗素先生的学说，最能满足这个要求”
。
“我们因为一种高尚的目的来生活，这生活才有价值。
所以我们要的是理想的生活”
。
现在各国学者都在向这个方向进行，“然而最有成绩的，只怕要推罗素先生第一了”
。
[25]他所谓的“理想的生活”
，就是罗素所讲的“合理的人生”
。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不仅提出了这个目标，而且其心中也开始酝酿确立了一个课题：从中国文化的视角看，何为“理想的生活”
或叫“合理的人生”
？1922年底，他完成了晚年重要的著作《先秦政治思想史》，本书的另一名称则为《中国圣哲之人生观及其政治哲学》。
梁启超在书中说，“吾侪今日所当有事者，在‘如何而能应用吾先哲最优美之人生观使实现于今日’”
。
换言之，就是要探讨，“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之下，如何而能应用儒家之‘均安主义’”
，以建立“仁的社会”
，从而避免百余年来欧美社会的覆辙，“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向上”
；不因社会的发展，而导致机械主义，最终保障“个性中心”
的实现，即体现人性的充分发舒与生命的自然乐趣。
他认为，西方现代文明所以陷入危机，就在于无法破解两大难题：“其一，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调和问题”
；“其二，个性与社会性之调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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