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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儒家“仁的社会”
，恰恰是调和二者，“于人生最为合理”
的社会。
他相信，自己提出的思想将有助于“拔现代人生之黑暗痛苦以致诸高明”
。
[26]梁启超的观点是否正确，可不置论；重要在于，他的立意是通过研究儒家学说，回答在中国文化的视野下，如何建立“合理的社会”
与“合理的人生”
，以助益全人类；这与他在欢迎罗素会上致辞所提出的问题，显然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罗素的讲学进一步启发了梁启超的“问题意识”
。
他在本书的序中还提到，在南京著此书时，有机会听欧阳竞无讲佛学，又值杜里舒在这里讲学，张君劢任翻译，故得以与君劢同居，“日夕上下其议论”
。
他说：“兹二事者，皆足以牖吾之灵而坚其所以自信。
还治所学，而乃益感叹吾先圣之教之所以极高明而道中庸者，其气象为不可及也。
……（此书）倘足以药现代时弊于万一，则启超所以报先哲之恩我也已。”
[27]我们说，杜里舒的讲学间接地也影响到了梁启超此书的写作，当非臆断。
耐人寻味的是，罗素归国后曾参与策划出版《世界哲学丛书》，他最终推荐梁启超为中国卷撰稿人，而后者提交的著作正是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漱溟较之梁启超更具典型性。
1921年，他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提出了著名的世界文化发展“三种路向”
说，令其名满天下。
冯友兰说：“梁先生的学说，在现在中国是一广有系统的有大势力的人生哲学。”
[28]“三个路向”
说的逻辑起点，是要证明代表第一路向的西方文化，已走到尽头，正现实性地转入中国文化所代表的第二路向，即“走孔子的路”
。
在梁漱溟看来，名哲讲学及其思想取向，恰恰为自己的上述观点提供了充分的佐证。
他写道：罗素强调人类一切活动源于本能“冲动”
，而非“欲望”
，这代表了许多西方人的认识，说明“西方人眼光从有意识一面转移到另一面”
，“于是西方人两眼睛的视线渐渐乃与孔子两眼视线所集相接近到一处”
。
其实，“像尼采、詹姆士、杜威、柏格森、倭铿、泰戈尔等人大致都是这样”
。
今日西洋哲学都已渐归人事，罗素也由纯哲学转向人事哲学，其“眼光见解也很同生命派意思相合”
。
说到底，罗素的旨趣只在“自由生长”
一句，“而孔家要旨也只在不碍生机。
孔家所以值得特别看重，越过东西一切百家的，只为唯他圆满了生活，恰好了生活，而其余任何一家都不免或多或少窒碍、斲戕、颓败、搅乱了生活。
那么，怎样不要伤害生机自然是根本必要的；罗素于此总算很能有见于往者孔子着眼所在而抱同样的用心，所差的孔子留意乎问题于未形，而罗素则为感着痛苦乃始呼求罢了。
……所以罗素之要改造社会很富于哲学的意趣，是要求改辟较合理的一条人生的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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