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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说明作为战国末期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荀子，实际上主张治国之道在于文武并用。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难看出陆贾文武并用、董仲舒德主刑辅、汉宣帝“霸王道杂之”
思想的发展逻辑，从而也就不难理解儒家礼治的某种特质。
贾谊进一步推进了礼治的思想。
他认为，国家的安危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
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
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
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
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
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
[139]这是在治国方略上十分清楚地提倡礼治。
在制度建设层面，贾谊主张“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
。
贾谊还运用五行学说，倡导汉朝“色尚黄，数用六”
，论证汉朝是按照五行生胜原则，承“运”
而出。
为了统治秩序的安稳，他在其著名的《治安策》中，利用秦朝暴亡的惨痛教训，极力倡导礼治。
他说：“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人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
在贾谊看来，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弘扬礼、义、廉、耻，不施仁义，不行礼治。
因此，他在《治安策》中明确指出：“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上不疑惑。
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
贾谊的这些思想，是汉代礼治发展的重要环节。
从思想发展的脉络上看，贾谊的礼治思想，主要还是承袭了孔孟，但同时也引进了阴阳理论。
而由于阴阳理论的掺入，就在客观上开辟了最终走向谶纬神学、形成宗教信仰的可能，这在后来的董仲舒思想特别是谶纬思想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如果说，陆贾和贾谊是在思想理论的层面做礼治建设工作的话，那么，叔孙通则是在制度的层面作了更多的贡献。
叔孙通被刘邦拜为博士，为刘邦稳定天下、认识礼仪的价值作了重要贡献。
在刘邦登基后，他对刘邦说：“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
[140]明确指出儒学对于国家社会的功能在于“守成”
。
他对刘邦表白：“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141]他指出：“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
他愿意“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
[142]。
也就是说，叔孙通所要为刘邦制定的朝仪，既有古礼，也有秦礼，是二者的综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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