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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孙通的这个建议，得到了刘邦的采纳：“可试为之。
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143]经过一番努力，叔孙通和其所征的儒生及其他热衷制礼者所制定的朝仪得到刘邦的首肯。
在长乐宫建成的那年，诸侯群臣举行朝拜大礼。
在庄严的气氛中，“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肃敬。
……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
……无敢喧哗失礼者。
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
[144]。
刘邦去世，惠帝继位后，让叔孙通“定宗庙仪法”
。
“汉诸仪法，皆通所论著也。”
[145]可见，叔孙通对于刘汉王朝礼治的开启，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很大程度上，叔孙通在汉初所制定的各种仪法，就是汉代礼治制度化的奠基。
与思想家们的基调一致，西汉前期的最高统治者们也认识到了礼治的价值，从而使礼治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
班固在《汉书》叔孙通传末尾评论说：“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缙绅之徒骋其知辩，并成大业。”
班固这个结论，过去人们并不在意，今天看来，是颇有深意，也颇有见地的。
高祖刘邦靠军事暴力夺得天下，儒生们则依靠自己的智慧，阐发儒学的守成价值，说服高祖实行礼治。
通过刘邦之类的政治家运用行政力量，思想家和政治家合作，形成了初步的礼治的局面，所谓“并成大业”
，即此之谓也。
班固画龙点睛地说：“叔孙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仪表，遇其时也。”
何谓“遇其时”
？遇到刘邦能够采纳礼治建议之时也！
所以，过去长期认为刘邦不重礼仪，仅是草莽皇帝的看法，是片面的。
高祖刘邦在天下既定之后，“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
[146]。
汉文帝即位23年，“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
[147]。
班固在《汉书·景帝纪》末尾称赞文景之治说：“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
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所谓移风易俗，实际上就是改变秦朝的苛政，用儒家的礼义指导政治，使得“黎民醇厚”
。
也正是因为这样，才出现了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从思想文化的层面看，文景之治是西汉礼治的初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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