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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派的学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中国封建文化作了十分尖锐激烈的抨击。
陈独秀激愤地指出：东洋民族具有“卑劣无耻之根性”
，没有资格“高谈礼教文明而不羞愧”
；东洋民族“伪饰虚文”
，“外饰厚情内恒愤忌以君子始，以小人终”
[38]。
他还认为，孔子之道不能再用来组织国家，支配社会，而应“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数，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39]！
总之，他极力主张全面向西方学习，根本抛弃专制制度和孔孟之道。
李大钊则认为，当时“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命运已臻奄奄垂死之期”
，因此，应该痛下决心，“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
，对于以“静止”
为特征的中国文明，应当用“动的文明”
（西方文化）进行“彻底扫**”
[40]。
显然，陈独秀和李大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和重建采取了非常激进的态度和方式。
富于自由主义色彩的西化派，以胡适、陈序经等人为代表。
胡适是比较自觉地意识到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艰难，因而主张采取激进方式求得渐进改良的学者。
他在1929年写的《文化的冲突》一文中认为：“一种文明具有极大的广被性，必然会影响大多数一贯保守的人，由于广大群众受惰性规律的自然作用，大多数人总要对他们珍爱的传统要素百般保护。
因此，一个国家的思想家和领导人没有理由也毫无必要担心传统价值的丧失。
如果他们前进一千步，群众大概会被从传统水平的原地向前带动不到十步。”
陈序经在其《中国文化的出路》一文中，更公开主张“中国文化彻底的西化”
，“中国文化的出路，无疑是要从全盘西化着手”
。
必须指出，不仅大规模的革命运动、马克思主义派和自由主义的西化派，都表现出以反求正的激进的变革心态和思维方式，而且，在现代中国，进步的思想家也往往表现出同样的情态。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极为痛切的批判，便是明证。
他力主“痛打落水狗”
“‘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
他坚决主张用激进方式改革中国的现状，说：“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
但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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