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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情感交贯，德性融通。
（4）实践理性。
即重实践，不离现实，不追求天国或遥远的未来世界，而始终肯定现实世界之精神，它是一种依实践而贯彻理性，由理性而指导实践的文化精神。
实践理性的功用，主要在于“见中和之情之致于万物”
。
（5）内在超越。
[47]
在现代新儒家心目中，前述五个方面又以实践理性和内在超越为重。
如果从文化价值和理论建构的角度审视，我们可以看到，“实践理性”
的命题，是对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学用一致的传统的理论升华，也是对中国文化理性精神的褒扬。
它强调了理性超越的意义，同时又将理性楔入现实生活，使二者相即相入，互为表里。
这反映了现代新儒家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理性把握，以及执著之情。
不过，他们将实践理性的功用主要归结为“见中和之情之致于万物”
，则未免夸大了儒家心性之学的价值，实践理性成了“致中和”
的手段，成了整肃社会秩序的工具，使人觉得狭隘。
从同样的观点考察，“内在超越”
论反映了现代新儒家对传统儒家心性之学的钟情，以及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膜拜。
所谓内在超越，是现代新儒家对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表述和肯定。
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内倾的道德精神”
。
中国的伦理道德，有着人的内心精神生活的根据，并包含着宗教性的超越感情，然而它又不是宗教，超越了宗教，避免了西方因上帝观念而衍生出来的一整套精神负担。
仁义礼乐等道德精神，内在于人性，内在于吾道自足的个体。
“圣者仁心无外之‘天地气象’”
，“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道德秩序即是宇宙秩序”
。
要而言之，中国文化的内在超越精神，既可防止宗教的统治以及由宗教而生的种种弊端，又可避免现代化社会以及后现代化社会使人“物化”
的危险，从而确保中国文化的特殊价值，使中国人成其为有内在生命活力的人。
“内在超越”
论将主体设定为独立品格和精神理念的表现者，力图用中国文化中的精神价值排拒现代社会物质生活对人的**，消解西方文化给人造成的精神负担，以“温润怛恻的情怀”
兼容西方文化的长处，用心甚为良苦。
它强调了理性的作用，肯定了主体对道德境界的提升作用。
这无论对于因西方文化冲击而对民族文化丧失信心的西化论，还是妄自称大的国粹论，都是一种理性超越，是一种进步。
但内在超越论过分夸大了思想意识的作用，忽视了现代商品经济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影响，因而不能正确解释中国文化近百年来日渐衰颓的内在原因，也不能真正地使自己的理想实现于当今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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