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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实践的理性活动，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
实践理性活动必然显示出一定的“理”
，这个“理”
是以差别应差别之理，亦即于每一事显一事之理，而这则又是实践理性活动的最高表现。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理性活动的本质，“能处处超越特定观念之执著”
。
说到底，人的实践理性活动的归宿，“亦唯在顺差别而差别之，于一一之事，应之以一一之理。
故事无穷，理亦无穷。
事理相孚而不相冒，此之谓理事无碍，事事无碍。
而由事理或事事之无碍，即已见人之理性活动本身之超越与涵盖性、普遍性”
[125]。
就思维路数和论证手法来看，唐君毅对实践理性的阐发，与理学家“理一分殊”
“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
，以及佛教华严宗的“四法界”
说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个意义上看，唐君毅的确有着强烈的思想文化的道统意识，并有着兼容诸家学说的襟怀。
如果从文化价值和理论建构的角度审视，我们可以看到，“实践理性”
的命题是对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学用一致的传统的理论升华，也是对中国文化理性精神的褒扬。
它强调了理性超越的意义，同时又将理性契入现实生活，使二者相即相入，互为表里。
这反映了唐君毅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理性把握，以及执著之情。
不过，他将实践理性的功用主要归结为“见中和之情之致于万物”
，则未免夸大了儒家心性之学的价值，实践理性成了“致中和”
的手段，成了整肃社会秩序的工具，使人觉得狭隘。
第四，融摄精神。
现代新儒家认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价值之一，是其融摄精神。
这种融摄精神，表现于儒家，便是融宗教于人文。
唐君毅指出，依孔子之教，人们可以根据于天于神无所求的精神，摄天心于人心；依天神推恩于我之精神，转而推恩于世界。
由此人德可与天齐，人格同与天尊。
进而，可知人之善性亦齐于天，然后才能领悟天命即性之性善论，高扬主体意识，尽心、知性、知天，从而圆熟地把握存心养性即事天之孟子之学。
能达到这步境界，便既可排拒西方宗教中因上帝观念而带来的诸多精神烦恼，又可在现实的人文生活中蕴涵、玩味宗教情调。
因此，唐君毅指出，“儒家之教包涵宗教精神于其内”
，既承天道以行事，又立人道以致广大、道中庸，人文精神自然生于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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