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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精神是内倾的道德精神”
。
中国的伦理道德，有着人的内心精神生活的根据，并包含着宗教性的超越感情，然而它又不是宗教，它超越了宗教，避免了西方因上帝观念而衍生出来的一整套精神负担。
仁、义、礼、乐等道德精神，内在于人性，内在于吾道自足的个体。
内在超越的精神，既可使人、我情感交融，超越个体物欲的羁绊，承担人文理想，又可避免现代化社会以及后现代化社会使人“物化”
的危险，从而确保中国文化的特殊价值，使中国人成其为有内在生命活力的人。
唐君毅的这种“内在超越”
论，反映出他对传统儒家心性之学的钟情，以及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膜拜。
它将主体设定为独立品格和精神理念的表现者，力图用中国文化中的精神价值排拒现代社会物质生活对人的**，消解西方文化给人造成的精神负担，以“温润怛恻的情怀”
兼容西方文化的长处，用心甚为良苦。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那么，应该承认，唐君毅关于“内在超越”
的论说，强调了理性的作用，肯定了主体对道德境界的提升作用。
这无论对于因西方文化冲击而对民族文化丧失信心的西化论，还是妄自称大的国粹论，都是一种进步。
但“内在超越”
论过分夸大了思想意识的作用，忽视了现代商品经济对人类精神文化的影响，因而不能正确解释中国文化近百年来日渐衰颓的内在原因，也不能真正地使自己的理想实现于当今之世。
第三，实践理性。
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开始即重实践”
。
中国人生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不离现实、不追求天国或遥远的未来世界，“而始终肯定现实世界之精神”
。
他认为，这种实践不是盲目的、下意识的，而是用理性指导的。
如孔子是先求行道，及道不行，乃退而与弟子删诗书、订礼乐、修春秋以待来世。
“孔子之精神为全面文化之精神，而又求直接实现之于全面社会之精神。
其言其教，皆系属于其行事。”
因而，唐君毅将中国古代这种依实践而贯彻理性，由理性而指导实践的文化精神，称为“实践理性”
[124]。
“实践理性”
的功用，主要在于“见中和之情之致于万物”
。
从致思趋向来看，这是强调人以载道，人以播道，通过实践而将中和之情的“理性”
广被于世。
据此，唐君毅又分析了实践理性活动的特征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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