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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邱汉生的《四书集注简论》[521]，辛冠洁等人主编、多人合作撰写的《中国古代佚名哲学名著评述》[522]，牟钟鉴的《〈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523]，钱玄的《三礼通论》[524]，等等。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介于专题、专书研究之间的“周易”
研究。
周易研究的兴起，肇源于80年代的文化研究，而在90年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周易》作为传统儒学经典“十三经”
之首，在文化讨论热潮形成之初，便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1984年，由武汉大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发起，在武汉大学召开了“中国周易学术讨论会”
，到会的200余名学者来自十多个国家。
后来，关于周易的国际学术会议、全国性学术会议、省级学术会议以至地区一级的会议，接连不断。
可以说，周易研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周易研究的参加者之多，社会影响之大，中国哲学史领域没有一个专题、一本书可以与其媲美。
如果说，80年代的周易研究还属于比较理性的阶段的话；那么，90年代的周易研究，则陷入了相当的迷误之中。
有的连《易经》与《易传》都弄不清楚的人，居然也在那里大谈“周易研究”
；更有甚者，有的人打着科学的旗号，借学术研究之名以贩私、谋私。
什么周易与预测学，周易与命相，周易与风水，种种荒诞不经之论泛滥于市，给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声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当然，真正进行严肃客观的学术研究的，也为数不少，成就也很大。
其中，著名周易研究专家、山东大学教授高亨的《周易大传今注》[527]《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528]，北京大学教授朱伯崑的《易学哲学史》[529]，吉林大学教授金景芳、吕绍纲的《周易全解》[530]，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的《周易思想研究》[531]《帛书周易注译》[532]，山东大学教授刘大钧主编的《大易集要》[533]，武汉大学教授萧汉明主编的《医易会通精义》[534]，湖北大学教授罗炽的《中华易文化传统导论》[535]，等等，都是各有特色的严谨著作。
根据这些年来的情况，大致说来，周易研究的一个学术取向和发展趋势，是从传统文化研究和现代文化建构的角度，进行拓展性研究。
资料整理方面，较之“文革”
以前，也有长足的进步。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整理出《中国哲学史教学参考资料》（上、下）[536]，方克立等人整理出《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537]，方克立、王其水主编了《二十世纪中国哲学》[538]，“当代哲学丛书编委会”
编辑了《今日中国哲学》[539]。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中国哲学年鉴》[540]，从1982年开始，每年出版一本，直到如今。
辞书编纂方面，也有较大成绩。
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哲学史》[541]，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542]，张岱年主编的《孔子大辞典》[543]，方克立主编的《中国哲学大辞典》[544]，中国孔子基金会编的《中国儒学百科全书》[545]，赵吉惠主编的《中国儒学辞典》[546]，黄开国主编的《经学辞典》[547]，等等，都成为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有力工具。
学科建设方面，史料学和方法论被提到了重要的地位。
继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之后，张岱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刘建国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论》[548]。
前述张岱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549]，也是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成果。
此外，国内几乎所有招收中国哲学硕士生、博士生的大学，都给硕士生、博士生开设了史料学和方法论两门课程，近年有人提出了要“完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体系”
[550]，从而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的科学化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第十一，宗教研究。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现行的国内学科分类，将以前包容于“中国哲学”
学科的佛教、道教等划出，归入已经单列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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