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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中国哲学通史和断代史研究。
20世纪后二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除了上述成就外，就整体而言，还有通史研究、断代史研究、专题研究、专人研究、专书研究、资料整理、辞书编纂等方面的成就。
中国哲学通史研究方面，代表性著作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1~6册）[475]，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4册）[476]、《中国哲学发展史》[477]，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中、下）[478]，萧箑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479]。
这些著作，都是潜心研究之作，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宣传和普及，对于中国哲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对于中国哲学精神的阐释和弘扬，起了重要的作用。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到90年代已经出齐。
全书一共七册，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前六册，第七册先由香港中华书局于1992年以《中国现代哲学史》出版，后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同样以《中国现代哲学史》为名于1999年出版。
这部书，按照蔡仲德先生的说法，“是冯先生晚年回归自我，‘修辞立其诚’、‘海阔天空我自飞’的产物”
[480]。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后，在海内外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和重视，评价颇为不同，可谓毁誉参半。
“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往兴亡事里寻”
；“极高明而道中庸，阐旧邦以辅新命”
；“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
。
冯友兰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
，应该说能够反映他的心声。
对于冯友兰的评价，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就20世纪后二十年冯友兰的研究成就而言，我们可以说，他对于中国哲学的民族化和现代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把中国哲学史看做中华民族的认识史，注重中国哲学发展的轮廓和轨迹的描述与阐析，“着眼于中国哲学逻辑的发展过程”
[481]，阐发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
已经出版的4卷（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既是大学教科书，也是富有独创精神的学术专著。
该书关于哲学史研究方法和中国古代哲学思维历史发展的逻辑演变的论证，令人耳目一新。
该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特有智慧的深层发掘。
冯契关于“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
的观点，在该书中得到生动体现。
专题研究方面，更是百花争艳，春色满园。
主要的代表性著作有：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儒学思想史》[494]，赵吉惠等人主编的《中国儒学史》[495]，庞朴主编的《中国儒学》（1~4卷）[496]，熊铁基等人的《中国老学史》[497]，方克立的《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498]，方立天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499]，蒙培元的《中国哲学主体思维》[500]，夏甑陶的《中国认识论思想史稿》（上、下）[501]，丁伟志、陈崧的《中西体用之间》[502]，陈来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503]，李存山的《中国气论探源与发微》[504]，李志林的《气论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505]，祝亚平的《道家文化与科学》[506]。
此外，关于儒家心性学说、中国哲学本体论、中国哲学史上的人性论等，也有专著探讨。
专人研究方面，更是硕果累累。
除了上述《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
丛书》《中国大哲学家研究系列》外，主要的代表性成果还有：辛冠洁、蒙登进等主编、多人合作撰写的《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507]《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508]《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509]；匡亚明的《孔子评传》[510]，蔡尚思的《孔子思想体系》[511]，杨泽波的《孟子性善论研究》[512]，刘笑敢的《庄子哲学及其演变》[513]，崔大华的《庄学研究》[514]，周桂钿的《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515]，陈来的《朱熹哲学研究》[516]，束景南的《朱子大传》[517]，陈来的《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518]，张立文的《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519]，郭齐勇的《熊十力思想研究》[520]，等等。
这类专人研究，尽管其中有的由于受到80年代初期条件的限制而带有时代痕迹，但总的说来，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是作者长期钻研的结果。
专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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