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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春秋董氏学》与维新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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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康有为思想体系而言,特别是就其托古改制的理论而言,《春秋董氏学》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康有为其他变法改制的著作相互联系,构成一体。
前文谈到,康有为公羊学理论体系主要由《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和《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等著作构成。
其实,《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的影响和价值,远远比不上前三书。
《新学伪经考》出版最早,于1891年就已出版。
《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两书,基本上是同时开始写作、同时完成、同时出版的。
据康有为自编年谱的记载,1894年11月到12月间,康有为寓居广西桂林40天,“桂林山水极佳,山居舟行,著《春秋董氏学》及《孔子改制考》”
[91]。
1896年,康有为讲学于广州万木草堂,“续成《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春秋学》”
[92],1897年冬天,“幼博(康广仁——引者注)在上海大同译书局刻《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日本书目志》成”
[93]。
他写作并出版这两部著作的时期,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清政府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民族灾难极为深重的时期。
康有为领导了著名的“公车上书”
,要求清朝政府拒和、迁都、变法,表现出正义的知识分子的爱国良知。
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所撰写的《春秋董氏学》和《孔子改制考》,其直接的目的和意义,当然在于变法维新,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
这从两书的内容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新学伪经考》是采用以破为主的方式,通过对传统经典真伪的考辨,力辟刘歆等人作伪经、乱圣制、篡孔统的“新学”
,为其春秋公羊学的推行开辟道路;《孔子改制考》是采用以立为主的方式,通过对上古秦汉创教改制等事件,以及汉武帝及其后的儒教一统的考证,正面阐发其变法改制理论。
《春秋董氏学》和《孔子改制考》一样,也是采用以立为主的方式,通过对董仲舒《春秋繁露》摘引汇编,分别加以按语,正面阐释其孔子改制、《公羊》大义的理论观点。
因此,《新学伪经考》是破,是反,《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是立,是正。
一破一立,一反一正,相反相成,都是康有为变法改制理论的思想武器,都是为了改变新莽以后“削移孔子之经而为周公,降孔子之圣王而为先师,《公羊》之学废,改制之义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暗而不明,郁而不发”
[94]的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期,康有为还撰写了著名的《大同书》。
尽管《大同书》的写作开始于1884年,但发表时间却晚在1913年,但我们从其中与《春秋董氏学》和《孔子改制考》两书写作出版的时间的交叉,以及与1891年出版《新学伪经考》的情况结合起来考察,就不难发现,《春秋董氏学》的写作和出版,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康有为变法维新救中国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之一。
康有为变法维新理论的核心内容或者说重心所在,是“三世说”
。
他在其《春秋董氏学》卷二《春秋例》的“三世”
条加注按语说:“三世为孔子非常大义,托之《春秋》以明之。
所传闻世为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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