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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相比，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技术当然是人按照现代的价值目标“社会地建构”
起来的，科学技术当然不可能是“没有主体的认识论”
，也不会出现人本主义所谓“科学不思维”
的悖论。
A.芬伯格指出，技术设计是需要许多参与者共同协商的成果，如果认为技术设计是个别天才的神来之笔或纯粹的实验室制造，那才是非理性的奢望。
技术的设计过程也就是由不同的社会角色参与开发技术的过程。
公司的所有者、技术人员、消费者、政界领袖、政府官员等，都有资格成为参与技术的社会角色。
他们都致力于确保在技术设计中表达自己的利益。
他们通过下面的方式对技术设计施加影响，如提供或撤销资源、按自己的意愿规定技术的目的、使现有的技术安排符合自己的利益、为现存的技术手段安置新的方向等。
技术是这些社会角色的社会表达。
这种观点来自于建构主义者的技术社会学。
现代技术既不是人类的奴隶，也不是不可变异的铁笼，而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框架，其中充满了问题，因而是可变的。
关于“谁制造了技术”
的提问方式，突现了民主问题与当代科技革命之间的关系，其实质是不同的技术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问题。
在芬伯格看来，技术变革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ofteige）要求对那些缺乏金融资本或文化资本或政治资本的社会角色开放技术设计过程。
既然技术的民主化要求这些非技术角色参与，在原则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些社会角色的参与将阻碍技术变革，民主化就意味着增加这些社会角色的数量和种类，民主的技术政治的本质在于改进“被征服者的知识”
（subjugatedknowledge）和来自计划者和执行者的占统治地位的知识之间的沟通。
所谓可选择的现代性，就是指一种不断拓宽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在技术决策过程中应包括尽可能多的社会角色。
这些角色不仅包括专家和政府官员，而且还包括参与技术网络的所有人：工人、使用者、技术进步某种单面效应的受害者或受益者。
第二，“为什么制造技术”
？在社会建构主义看来，人类之所以要“社会地建构”
科学技术特别是当代科技革命，不是由于“技术的自主性”
或“技术总是按照自己发展的可能性发展”
，而是由于人类的社会本性，人类的这种社会本性只能通过“社会地建构”
技术系统及其他社会系统如政治-法律系统和文化-道德系统而实现。
正如P.Berger和T.Lu所说：“按照建构主义分析，‘人类生来就是注定要与他人一起建构并居住在这个世界上’。
对人类而言，世界就是由人类控制的、并可由人类界定的实在。
世界的界限是由自然限定的，但一经被人类建构，这个世界就反作用于自然。
在自然和社会地建构的世界的辩证关系之间，人类本身是可塑的。
同样的辩证法也存在于人类自身，‘人生产了实在，并在生产实在中也生产了自身’（Berger和Lu，1966，204）。
因此，‘被社会地建构的’世界也是辩证的。
它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和‘自然’与‘人’之间。
在自然和社会意义上，人类与生俱来注定要生活在我们自己建构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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