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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更深刻地指出：“今天的意识形态的根据是，生产和消费再生产着统治，并为其辩护。
然而生产和消费的这种意识形态特征并不能改变它们具有实在的好处这一事实。
整体的压抑性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功效，因为它扩大了物质文化的范围，加速了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过程，降低了安逸和豪华生活的代价，扩大了工业生产的领域——但在同时，它却又在维护着苦役和行使着破坏。
个体由此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了他的时间、意识和愿望；而文明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了它向大家许诺的自由、正义和和平。”
[23]
哈贝马斯不同意马尔库塞的技术工具主义假设，论证了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具有意识形态的特点。
“生产力的相对提高，不再是理所当然地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和具有解放性后果的潜力；现存的统治制度的合法性在这种巨大的、解放性的潜力面前，将不堪一击。
因为现在，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掌握着的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
［而统治的］这种新的合法性形式，显然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形式。
一方面，技术统治的意识同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相比较，‘意识形态性较少’，因为它没有那种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而那种迷惑人的力量使人得到的利益只能是假的。
另一方面，当今的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并把科学变成偶像，因而变得更加脆弱的隐形意识形态，比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范围更为广泛，因为它在掩盖实践问题的同时，不仅为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作辩解，并且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
[24]
如何才能消除技术专制的极权统治哪？霍克海默寄希望于对理性启蒙进行辩证批判；马尔库塞把希望寄托在充满生命活力青年学生上：“年轻人向来是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的，他们为反死亡、反文明的爱欲而生存和斗争……在今天，为生命而战，为爱欲而战，也就是为政治而战。”
[25]哈贝马斯则寄希望于一种“普遍的自由交往”
。
法兰克福学派对新科技革命的评价是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还很遥远，理论本身也有一定的缺陷，如他们过于看重技术的决定作用，而未能看到技术背后的制度原因，此外，他们克服技术异化的方案也难以服人。
但毕竟对我们选择科教兴国战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一，推行新科技革命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诸如解放生产力，消除贫困，维护政治稳定，达到共同富裕等社会目标；其二，发展中国家在推行新科技革命时要避免走西方发达国家的弯路，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技术的社会化；另一方面，我们要培育人的主体性，使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人类实现彻底解放的工具。
近年来，社会批判理论不断有新的进展，我们提到过，芬博格（AndrewFeenberg）曾作为马尔库塞的助手，是近20年来试图扬弃技术的理论化研究和建构主义以及Aheory）理论的少数几个哲学家之一。
他的思想根源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特别是马尔库塞对韦伯价值中立的“形式理性”
。
在他看来：“建构主义密切关注技术的三个问题：谁制造了技术，为什么制造技术，如何制造技术。
我的想法是，把实体主义者（Substantivist）和建构主义者对技术本质问题的解答放在一个具有两个层次的统一的框架之中。
第一个层次或多或少相当于技术本质的哲学定义；第二个层次相当于社会科学对技术本质的思考。”
[26]
四、社会建构主义
社会建构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一种针对后现代主义的“解构”
运动的哲学理念，其思想实质就是用“社会性地建构”
来回答解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对哲学的挑战。
“建构主义是社会科学家阻止后现代主义潮流的理念，而共建就是建构主义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
[27]
在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社会建构主义提出了三个问题。
“建构主义密切关注技术的三个问题：谁制造了技术，为什么制造技术，如何制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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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谁制造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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