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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正视淋漓的鲜血”
的认识意义和教育作用。
视觉形象的第二个特点，在于它不仅是客观事物的实体性的感性外壳，也可以成为作者或人物情绪、意念的符号。
这就大大丰富了“结情于景”
的写意手法与象征手法在意蕴表现和意蕴开掘中的作用。
人们看了根据海明威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老人与海》之后，为什么会感到那不仅是故事规定情境中桑提亚哥老人自身的一段特殊经历，而是整个人的所谓“海明威精神”
或是作者对于他所追求的人生真谛的哲理思索的形象体现呢？这既和影片故事中的情境气氛和人物性格特征所能在人们心中唤起的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生体验有关，也和某些观众对于海明威作品的一贯风格以及影视形象的象征表意功能比较熟悉或爱好是分不开的。
如果缺少这些条件（譬如说，让一些涉世未深的孩子或是缺少相关艺术文化素养的观众来看这部电影），感受也许就会大不相同。
由此可见，尽管每个电影、电视观众最后都会对于他所观赏的故事、人物的性质意义获得某种感受，作出某种判断，但是，真要穿透故事的表层情趣，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深层意蕴，获得更高一个层次的审美享受，也不是一件人人都容易做到的事情。
意蕴的把握，离不开形象的分析。
形象来自生活，以对象的具体性和特殊性作为自己的形态特征。
意蕴属于事物的本质范畴或是人的认识范畴，只能以概念的形态出现，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的特点。
欣赏者对于作品、影片的思想意义的理解和阐释，还牵涉到一个如何正确理解形象的特殊性与意蕴的普遍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问题。
列宁说：“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
“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
形象的塑造，便是一种丰富而又复杂的“个别”
；意蕴的把握，则是从中寻找集中而又概括的“一般”
。
后者之于前者，既需要抓住特点、揭示本质，又要尽量防止简单化和绝对化的毛病。
两者结合得好，意蕴的分析可以抓住形象的真髓；否则，也可能变成肢解或歪曲。
譬如说，把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的阶级地位定为“赤贫的雇农”
，自然是说得通的；然而，如果据此便要求小说或改编电影中的阿Q的人物形象身上应该全面而集中地反映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贫雇农阶级本质的全部理性概括，那就是把个别与一般完全混为一谈，对艺术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独特方式或独特功能的发挥是大为不利的。
又如，有人把电影《城南旧事》的思想认识意义归结为能使观众感受到“旧式家庭在败落，新式的爱情在磨难，衰颓的农村在苟延”
，这样的理解不能说没有抓住对象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在如何咀嚼和体会影片的编、导、演所努力渲染的那种“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
的情感气韵方面，似乎还没有完全说到点子上。
由此也就涉及影响意蕴领悟的最后一个因素——接受对象的主观因素问题。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观众对于同一部影视片的思想意蕴所以会有不尽相同甚至很不相同的看法，除了理解、分析能力的差异，还有情感愿望等心理因素的干扰或选择作用。
鲁迅曾经提到，对于同一部《红楼梦》“命意”
的理解，就有“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种种分歧，就是明显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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