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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究其原因，从编导方面说，主要是因为追求票房价值，迁就一部分观众的欣赏口味。
从观众方面看，老是接触这些胡编乱造的刺激性影视片，也很难获得真正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审美快感。
久而久之，便有可能形成一种“好片子出不来，坏片子看腻了”
的恶性循环。
其实，从总体上看，广大观众还是很有识别力的。
例如，同样是以情节惊险曲折见长的影视作品，人们（特别是稍有文化素养的观众）为什么普遍认为《飞越疯人院》《老枪》《卡桑德拉大桥》等影片的艺术品位要比《007系列》之类片子来得高呢？就是因为前者在题材的选择和开掘上具有较大的社会认识意义，或是写出了人类之间的某种美好感情，而后者则主要是依靠每次为男主角更换一种新式武器和一位新的美女等感官刺激来招徕观众。
又如，在以往一些以革命战争或军人生活为题材的故事片中，编导者往往很少触及英雄人物的个人感情天地，并且认为这是表现生活“本质”
的需要。
结果，这恰恰成了公式化、概念化的一个明显病根，观众也不满意，甚而编出一些顺口溜来嘲讽这种不近人情的现象。
有些影片敢于另辟蹊径，在突出生活主旋律的同时放手表现人物的复杂个性或个人感情需求，诸如20世纪60年代的《战火中的青春》、80年代的《高山下的花环》等，观众的普遍反映是，影片情节的戏剧性与人物刻画、主题开掘结合得比较紧密自然，既能给人以观赏的愉悦，又有教育意义。
可见，广大观众观赏能力的培养，与电影工作者提高叙事艺术的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努力，完全能够相互促进，同步发展。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认为，另外一种意见也是片面的：有人说，爱听故事只是一种低级、浅薄的娱乐需求；艺术的提高，则应向人的精神世界或人生的哲理思索上深入开掘。
他们似乎不了解或是不愿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前者固然不能代替后者，后者同样不能脱离前者。
不管怎么说，一个生动而有意义的故事，总是影视作品沟通广大观众的主要桥梁。
否则，情节淡化、虚化到了索然无味、无法理解的地步，再好的作品也难以做到雅俗共赏，再高的审美价值或象征意蕴也难免落空。
（二）视听语言的造型表意功能
除了叙述故事，视听语言的另一任务是复现对象的直观形态，也就是把其中的视觉、听觉形象作为独立的造型表意的艺术手段来使用。
这是影视欣赏的又一重要层面。
在电影艺术的早期实践中，声画造型主要是作为客观性的描述手段或记录手段发挥作用的。
诸如门铃声响，表示有客来访；冰化雪消，表示寒冬已过之类。
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只是叙事因素的直观图示而已。
随着现代电影观念的发展，它们越来越带上了鲜明强烈的主观表现性或曲折暗示性，被赋予显性的叙事因素所不能直接表达的内容，需要观众通过直觉性的审美顿悟和联想能力，领会其可能存在的深层寓意。
随着这一创造功能和审美内涵的日益丰富，自然也给欣赏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增添了新的难度。
试以《黄土地》为例。
这部片子的故事相当简单，人物对话简洁到了近乎吝啬的程度，几个有关人物的命运最后似乎都有点不了了之。
人们在银幕上看到的，常常是一片又一片厚实荒凉的黄土，画面的地平线又提得比较高，大部分银幕空间都被土壤或坡地填塞，人物的身影，有时看起来就像是蠕动在一个巨大造物者手掌中的无知小生灵。
影片中也有一些“大”
的场面，如打腰鼓和祈神求雨之类。
用力之火暴，似乎又超出了叙述故事、交代情节的正常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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