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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浪南风正，回樯畏日斜。
湖光与天远，直欲泛仙槎。
由“破浪南风正”
而言，的确是在向北走。
时令是在夏天，故下句又言“畏日”
，即夏日可畏。
如果真是杜甫的诗，则应该是北上过洞庭湖之作，故可编于大历五年。
但诗所表现的是壮年得意者的情趣，特别是末联：“湖光与天远，直欲泛仙槎”
，或作“云山千万叠，低处上星槎”
，两种句子都表示出作者的心情舒畅，前程万里，得意十分，和贫病交迫的杜甫晚年情趣大有天渊的距离。
然而仇兆鳌认为“此诗之精练，非公断不能作”
。
彻底武断，毫无道理。
而且与下列数诗的时令互相抵触，在编列次第上不知道他如何能心安理得？
（三）《登舟将适汉阳》：此诗，黄鹤也认为“作于大历四年之秋，欲登舟而不果行”
。
仇兆鳌斥为“无据”
，而他所据的却只是“王彦辅、郑昂、鲁訔皆谓作于大历五年之秋”
。
这样采取多数决是可笑的。
据我看来，黄鹤的说法倒不是“无据”
，而是有据。
诗中同样不言臧玠之乱，而却言“中原戎马盛”
，是指回纥、吐蕃之扰攘。
又有句云“秋帆催客归”
，与《回棹》当是同时之作，略有先后而已。
（四）《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这首诗，黄鹤的见解却和王彦辅相同，以为作于大历五年秋。
诗意的衰飒确是老杜所作，与无名氏的《过洞庭湖》恰成对比。
这倒可借以证明《过洞庭湖》决不是杜甫之作，既经在夏天过了洞庭湖而北上了，何以在“暮秋”
还在长沙告别幕府亲友？这不是有点滑稽吗？但这诗作于大历五年秋之说却是毫无根据。
诗当作于臧玠之乱发生以前，故能从容向幕府亲友告别，结果仍是“欲行而未果”
。
杜甫入湖南后，一直是以船为家，他要南走北走尽可以随心所欲。
故本诗也同样作于大历四年的暮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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