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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这些学者先生们一次都没有错，因为一句离开前人见解的话也不曾说过，这种过分的“谨慎”
，如果是怕说错了影响自己已成的学者之名，那却未免私心太重，这样谨慎了一辈子，对于古代文化的整理上最后还是没有添加什么，而郭沫若，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说对了，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那说对了的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
——王锦厚《〈李白与杜甫〉的得失》，《郭沫若学术论辩》，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
萧（涤非）先生尽管对《李白与杜甫》一书不满，但也吸收了该书中许多正确的意见，没有重复那个年代流行的“好便一切皆好，坏便一切皆坏”
的简单思维逻辑。
勿庸讳言，郭老《李白与杜甫》一书问世以前，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杜甫的研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另一种倾向，这就是对杜甫及其作品的全盘肯定和过高颂扬。
坦率地说，这种倾向在萧先生的《杜甫研究》旧版中是表现得相当明显的，这同样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郭老《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对这种倾向，显然是一种冲击，至少或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或是在思想方法论方面提供了反面教训。
——杨廷治《〈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和〈杜甫研究〉的修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
从“国学”
研究的视角来审查《李白与杜甫》一书，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是超越前人的，或者说是显示其大师手笔的。
其一，发挥着他独具的文史“两栖”
的特长，透过李白与杜甫，尤其是李白的经历和遭遇，生动地展现了唐代社会自开元至天宝年间是如何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
……
其二，以诗证史，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显然，他只是想翻“抑李而扬杜”
的旧案，恢复“李杜并称”
的平衡局面。
但当展开具体考察之际，一进入诗的意境，诗人郭沫若渐渐淹没着学者郭沫若，浪漫情趣使之倾向于李白，感情的“好恶”
时不时地战胜着学者的理智，书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扬李抑杜”
的明显倾向。
完全可以说，《李白与杜甫》一书是学者郭沫若与诗人郭沫若“相混合”
的产物。
——谢保成《品味唐诗，评李说杜》，《郭沫若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如果不算若干短小的诗词，《李白与杜甫》的确是郭老的封笔之作。
不管人们对这部书的扬李抑杜立场有何不同意见，重读这部书，我仍由衷地钦佩郭老以八十之高龄，在连遭丧子惨祸之后，还能够把一部历史著作写得这样文情并茂，充满活力。
近些年来，对于郭沫若其人其学的非议时有耳闻，我不否认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必有其弱点和失误，但我同时相信，凡是把郭沫若仅仅当作一个政治性人物加以评判的论者，自己便是站到了一种狭隘的政治性立场上，他们手中的那把小尺子是完全无法衡量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这位广有建树的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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