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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李白与杜甫〉内外》(1997年5月),《周国平自选集》,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
郭沫若一生热心于政治生活,晚年又有高层政治生活的体验,这对于他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后期,影响巨大。
《李白与杜甫》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内涵,原因主要在此。
因为他有高层政治体验,对政治又具有相当的洞察力,他就善于抓住历史上有关人物与当时政治相关的课题进行研究,在当时来看,这是颇有生命力的。
——胡可先《论〈李白与杜甫〉的历史与政治内涵》,《杜甫研究学刊》1998第4期
郭著无论是在哪一个部分,虽然都有所偏激乃至较大之失误,但事实证明,其创获既多,卓见亦众,故其仍不失为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著作。
——王辉斌《学术中的误区与误区中的学术:重评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
若问: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意欲何为?
答曰:意不在对李杜优劣的评判,也不在去翻无关紧要的历史陈案,也不在表示凤凰更生,更不是投人所好(相反却有不少微词)。
而借助于李白与杜甫的人生旅程、人格缺陷和仕途坎坷,向人们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作为一代诗雄,在盛唐时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幸的结局?——李白穷愁而死,杜甫抑郁以终。
郭沫若以其聪明睿智和心灵感悟,对历史世界和现实世界做了双重的解析,从而给李杜,也同时给自己,做出了人生评估,或称之为终级关怀。
——刘茂林《如今了然识所在:再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郭沫若学刊》2001年第2期(总第56期)
《李白与杜甫》,对于郭沫若来说,可算是学术绝笔。
在那样一个学术荒凉、思想获罪的时代,在宣布自己的全部著作都应烧掉之后,已经年趋八旬的郭沫若仍然不惮烦劳写下这部书,并在行将年届八十之年将其出版,其用意一定是很深沉的。
现在重读这本书的原版本,深感这决不是不甘寂寞,更不是有的人所讥的溜须拍马,而是借对李白和杜甫的政治性评论对自己进行的一次灵魂解剖,是生命暮年的一次沉重的精神涅槃。
……(他)引用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批评到歌德和黑格尔时说的一句话——“歌德和黑格尔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
接下去,郭沫若写道:“这句话同样可以移来批评李白与杜甫。
生在封建制度的鼎盛时代,他们两人也都未能完全摆脱中国的庸人气味。”
这就是郭沫若对李白与杜甫的总的看法,也揭橥了写作这本书的主要用意,那就是分析和批评这两位分别被“仙”
化和“圣”
化了的诗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中国的庸人气味”
,这是他主动燃起的一把涅槃之火,借以照亮并烧掉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身上的这些庸人气味。
——曾永成《〈李白与杜甫〉:沉重的精神涅槃》,《郭沫若学刊》2002年第2期(总第60期)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重点不在于评述李杜的诗歌艺术,而是力图透过他们失败的仕途生涯,揭示阶级社会中士人格与仕途圆融之两难。
为此,作者不仅从个性及政治思想层面,同时还从宗教意识层面深刻地全方位地揭示了李杜的士人格与仕途的矛盾。
郭沫若之所以着力揭示这一矛盾,既饱含着对自我一生的反思与总结,也是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及对“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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