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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法庭在政治上的第二项权力大体可称为监察权。
在官员们上任之前，他们须经过资格审查。
执政官和议事会议员资格审查由议事会进行，但被拒绝者可向陪审法庭提起上诉。
其他大多数官员的资格审查都由陪审法庭进行。
官员任职期间，如在公民大会的例行审查中被发现不称职或有其他不法行为，会被立即停职并受到控告；议事会议员在审查账目等时如发现某一或某些官员不称职和犯罪，也同样可将其停职。
假如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一种发生，被告最终都会被送上法庭，接受法庭裁决。
如法庭判其无罪，被告会被立即开释并恢复其职务。
在雅典历史上，这类案件似乎较多，其中尤以将军易遭控告。
上述各项权力及陪审员队伍的庞大，无疑使陪审法庭成为雅典公民最重要的参政渠道之一，弥补了公民大会出席率较低的缺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充当陪审员并无财产资格限制，凡年满30岁以上者均可当选。
充当陪审员的另一有利之处在于津贴，只要他当天参与审判，便可得到2～3奥波尔的津贴，且不必像其他官员那样经常接受议事会或公民大会的审查。
五、津贴制与公益捐献
在雅典民主中，津贴制和公益捐献起着重要作用。
所谓津贴，就是城邦给予参加政治生活的公民以必要的金钱，以补偿公民因参与政治生活而造成的经济损失。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公民大会之所以能以命令取代法律，将一切政事都集中到公民大会，是因为参加公民大会的公民都可以取得津贴，平民无须为生计操心。
他同时指出：按照平民政体的理想，最后是一切机构——公民大会、法庭、行政机构——全都给予津贴。
如果实在不可能，则凡出席陪审法庭、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公民，在开会期间，都必须给予津贴，执政各机构也必须给予津贴。
然而雅典的历史却是：公民大会最高权威的确立远远早于津贴制的引入，正是普通公民参政热情的高涨，雅典政治制度在公元前5世纪60和50年代的进一步民主化，才促使雅典广泛引入了津贴制。
至于出席公民大会的公民，则要等到公元前4世纪初才能获得津贴。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显然倒果为因了。
19世纪的不少学者们批评雅典公民不劳而获，依靠国家发给的津贴过活。
但仔细推算，津贴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公民的收入中可能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么重要。
首先，雅典绝大多数官职均不得连选连任，一般公民一生中大体只能当一次执政官，一次议事会议员。
如果他运气好，还可以抽签当选为其他某类官员。
但在当时的雅典，即使一个公民每种职务都担当一次，大概也不会超过10年。
而且这些官职，在一般情况下，第四等级的公民无权充当。
也就是说，恰恰是雅典最贫穷、最需要津贴的公民阶层难以通过出任官职获得津贴。
第四等级公民唯一可以当选的是法庭陪审员。
一般来说，只要不是节假日，陪审法庭都会开庭，然而实际上，雅典法庭真正开庭的时间一年中不过150～200天，而且当天无案可审者还得不到津贴，因此其收入并不固定。
其次，城邦给予公民的津贴并不高。
陪审法庭的陪审员每审一案，仅能得到2奥波尔。
而如果他受雇于人，大体可得到1德拉克马的收入；如果他充当重装步兵或在水师中充当桨手，所得收入也远高于当陪审员所得。
雅典其他官职所得津贴，似乎也不比陪审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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