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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重实际之外，我们中国人还充满着强烈的道德观念。
也可以说正因为我们注重道德，我们才重实际。
因为道德系指行为而言，行为则必然要凭实际结果来判断。
古希腊人在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方面曾有离奇的幻想和推侧，但是我们对行为却不可能有同样的幻想和推侧。
有时候我们也可能闯出重实际重道德的思想常规，但是我们一旦发觉离开伦理范围太远时，我们马上就会收回心灵的触角。
宋代的朱子就曾有一次超越道德的范围。
他从山顶上发现的贝壳而推断到山脉的成因。
他认为山势的起伏显示千万年以前的山脉一定是一种流体，山顶上的贝壳正可以说明，目前的山峰一度曾是深渊之底。
至于这种流体何时凝结为山脉，如何凝结为山脉，以及海底如何突出水面而成高峰等等问题，他却无法解答了。
他的推断也就到此为止，深恐冒险前进要栽觔斗。
在朱子之前以及朱子之后都曾有过同样的观察自然的例子，但是中国思想家在理论方面的探讨一向是谨慎的，惟恐远离伦理关系的范围。
中国人当然不是缺乏理智的民族；但是他们的理智活动却局限于道德与实用的范围。
他们像蚕一样作茧自缚，自立智识活动的界限。
他们深爱他们的道德之茧，而且安居不出。
中国人的生活就是一种乐天知命的生活。
中国哲学的目标是安定。
求进步？算了吧——进步势将招致对现状的不满，不满现状则会破坏安定，中国人很满意现实世界，从来不想对大自然作深入的探讨。
中国未曾发展自然科学，只是因为她根本无意于此。
古希腊人却大不相同。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可以上天入地，无远弗届。
整个宇宙都是古希腊理智活动的范围。
古希腊人觉得运用理智，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不管它是否切合实际，也不管它与道德伦理有没有关系。
据说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一位学生曾经这样问过老师：“我学这些东西能得到些什么呢？”
欧几里得吩咐他的仆人说：“既然他一定要从所学的里面得到些东西，你就给他六个铜板让他走吧。”
古希腊人甚至对道德也发展了一套伦理学，以理智的研究来检讨道德的正确性。
苏格拉底就是因此而招致了麻烦，被控以危险的研究毒害青年的心灵。
自然科学之能发展到目前的阶段，首先归功于古希腊人对大自然的观念以及对有系统的智力训练的爱好，中间经过文艺复兴、宗教革命、法国革命，后来又受到工业革命的大刺激。
工业革命使工具和技术逐渐改进。
西欧在自然科学的后期发展中，从未忽视科学的实际用途。
不断的发现和发明更进一步刺激了科学研究。
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齐头并进，而相辅相成。
五口通商以后，现代科学开始涓涓滴滴地流传到中国时，引起中国学者注意的还是科学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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