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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机构而言，双碳目标应融入金融行业的长远发展之中，例如，在集团层面设立绿色金融专项推动小组，在总行层面设立一级部门绿色金融部，来专门负责绿色金融业务的产品设计和营销，并进一步推动分行和其他分支机构设立相应的绿色金融相关部门和职能部门。
在部门推动下，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上也需要考虑关于绿色支行试点的建设，建立绿色金融分级组织架构。
此外，绿色金融业务具备其自身特色，但不是与传统银行业务相割裂的，在业务体系和管理机制建设上应适当加以考虑。
在经营活动的环境影响方面，金融机构环境信息主要应从直接和间接能源消耗、相关污染排放物开展统计披露，例如，应列出温室气体的总排放量、人均排放量和单位建筑面积排放量；在投融资活动的环境影响方面，应列出关于贷款的碳足迹测算方法，参照碳核算金融合作伙伴关系（PCAF）和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近年来的测算方法，根据各个贷款人和贷款项目的行业特征、贷款数额等进行加权平均计算碳足迹。
金融机构开展自身碳排放信息披露以及实现自身碳中和具备成熟条件，但其投融资活动碳足迹的测算仍需要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尤其是需要相应的行业测算标准得到完善后才能建立金融机构的贷款碳足迹核算体系，并且不同银行之间的测算方法能否统一也是央行下一步建立“可操作、可计算、可验证”
相关碳减排支持工具的一项前提。
碳排放本身基础数据标准体系建设需要加快推进。
要达成2060年碳中和目标，就必须实现碳净零排放，虽然低碳转型的本质之一是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降低单位GDP的排放与消耗、提高生产效率，但面对碳中和承诺，应确保在各阶段实现碳减排的绝对量。
因此，2030年实现碳达峰和降低65%碳排放强度自主贡献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具备过渡性质，在达峰期间需要建立起基础和科学的气候变化数据计量方法和体系。
当前，各个机构对于碳排放量的测算和统计存在显著差异，甚至有机构混淆了二氧化碳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根据IPCC的报告，2019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52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是将各种温室气体按温室效应大小统一折算为二氧化碳单位，中国140亿吨占27%;而二氧化碳为温室气体的主要成分，其排放量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当量的65%—80%，各国与各行业有差异，比如，农业碳排放就以甲烷为主。
在此基础上，中国2019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亿吨，很多机构也采用了这个数据，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些行业估算和减排策略。
总体而言，中国对外需要建立自主的关于碳排放的权威测算和公开数据，对内则需要注重生产端和消费端的碳排放计量测算。
目前，国际上包括IPCC在内的诸多机构都是以行业生产作为碳排放的测算分类来制定减排依据，但对于消费端由贸易产生的碳排放转移问题也不容忽视，某地生产商品被其他地区消费，碳排放却计入该地区，不仅没有享受到GDP增长的红利，反而要面临减排压力，这种错综复杂的关联也需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并建立原始数据库。
三、含碳环评体系对我国金融业的重要机遇
金融机构可利用环境信息评价结果开展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下的金融资源配置转变。
据计算，从现在至碳达峰时期，我国每年绿色投资需求大概在2万亿—2.5万亿元，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期间的绿色投资需求大致会增加到3.5万亿—4万亿元。
碳达峰时期是一个分水岭，前期控制碳排放增量到达峰的难度是可控的，个别城市也基本实现了达峰，但要实现碳中和时期的净零排放，难度将会提升一个台阶，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绿色资金的需求。
其中，不仅包括新能源等绿色产业的投资，也包括大量传统行业转型过渡的资金需求。
绿色转型所需绿色投资支出相对而言更为重要，因为人们与碳排放相关的衣食住行活动的基本模式和产品需求没有发生颠覆性的改变，只是换成了更低碳和更环保的方式和产品，这就使得碳中和的减排要求以及社会各界的绿色需求，将以推动企业改变生产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排放强度等为主要目标。
绿色投资应注重落到实处，而不是炒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概念。
因此，对于金融行业在碳达峰与碳中和下的金融资源配置转变而言，像那些具备替代性的行业，例如，火电向清洁能源转换，金融机构可考虑通过资源优化配置推动资金从火电行业投资向清洁发电过渡；而那些虽然属于高排放，但并不是可以替代的行业，金融机构不能对整个行业一刀切，这将会产生一定的风险，而应该以企业和项目为对象开展资源优化配置，不仅仅关注行业碳排放量，更要注重项目和企业的碳排放强度，即对于工业企业计算每单位行业产值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对于商贸和服务业企业则计算每单位营业收入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而根据企业和项目的减排效益而不是行业特征来决定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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