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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东盟部分人均收入和城市化水平远低于世界水平，甚至在发展中国家也较为落后的成员国，要求其开展具备较高要求的碳减排工作存在其特殊的难度与复杂性，也因此需要特殊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因此，中国与东盟有望探索新的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模式，来支持不以牺牲东盟发展中成员国经济增长为代价的绿色转型和低碳减排的切实有效路径。
其中，中国与东盟的绿色合作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重视成员国的合理诉求，提供技术、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尤其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特色“转型经济”
的绿色投融资活动，并满足亚太地区所存在的稳定区域绿色产业链供应链的内在需求。
（二）东盟绿色金融发展存在客观阻碍
东盟已充分认识到绿色产业的发展前景，但受限于技术、资金、人才、政策等条件，东盟目前在绿色金融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质量和规模等方面依然较为滞后，仍存在较大的改善与提升空间。
1.成员国绿色金融发展的不平衡性与滞后性
除新加坡外，东盟各成员国绿色融资发展滞后。
近年来，东盟地区绿色债务融资增速较快，据《联合早报》及有关报告统计，2019年东盟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的发行量达到81亿美元，几乎是2018年（41亿美元）的两倍。
其中，新加坡发行量占比由2018年的29%提升至2019年的55%，其依托较为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已成为东盟最主要的绿色金融发展领导者。
由此可见，东盟内部绿色金融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除新加坡以外的成员国绿色融资业务存量和流量增长均缺乏内生动力和外在推进，难以满足日益紧迫的绿色发展需求，且绿色融资占社会总融资的比例较低，绿色产业尚未成为社会投融资的主流业务领域。
2.绿色基础设施的不完备性提高投资壁垒
绿色基础设施不仅包括公园、绿道等人类居住环境内的绿化设施和生态网络、景观等生态保护基础设施①，更重要的是一系列涉及新能源、环境保护、生态防治所需的硬件和软件设施（如清洁发电装置、能源传输网络、清洁交通设施、污染处理设备、资源循环系统等），只有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得到基本完善，相关绿色产业和项目才能顺利开展。
当前，东盟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上缺乏资金和技术援助，亚洲开发银行与东盟成员国积极推动相关绿色基建领域的投资（如2019年亚洲开发银行通过一项“绿色和气候友好型基础设施项目”
，筹集了1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支持东盟各国的绿色和包容性基础设施建设），但这不足以弥补东盟绿色基础设施存在的资金缺口，且完善的绿色基础设施需要较高的前期投入，这在无形之中提高了外来绿色投资的进入壁垒，难以吸引外国资本流入东盟。
在跨境绿色金融合作的过程中，如何提供初期建设投入和后期持续融资，面临更高的创新要求。
3.“碳中和”
对绿色产业发展提出了新阶段的效率和质量要求
尽管东盟在“碳中和”
时代具备极大的潜在需求，但东盟国家还未探索出成熟的绿色产业发展模式和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也缺乏顶层设计与指导、绿色技术、金融工具和高质量第三方服务等。
东盟部分国家绿色产业领域范围较窄，根据东盟地区的地方绿色债券标准（GBS）①，东盟目前的绿色融资项目覆盖面较窄，而金融体系和金融工具的发展与创新正处于起步阶段，但却亟须尽快切合“碳中和”
下各类产业的减排与转型目标。
同时，产业覆盖面的多元化也需要东盟提升绿色金融服务多样性，否则将无法实现东盟全产业经济的全面绿色转型升级，更不利于打造绿色产业链供应链及实现不同行业的横向绿色合作与同行业上下游的绿色纵向合作。
具体来看，东盟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仅处在探索阶段，还无法在绿色产业中发挥政府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东盟也缺乏发展绿色金融所需的数字服务，例如，环境信息数据披露平台、相关信息技术行业的能耗与排放控制技术等，也缺乏成熟的风险预警与管理机制和后期损失弥补机制。
（三）中国内部缺乏对跨境绿色金融业务的主观前瞻与客观条件
1.地方政府与市场主体对绿色金融相关合作需加强深层了解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
2020年9月，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绿色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历时仅有短短数年，尚处于起步阶段，而“碳中和”
概念提出后，社会各界虽然产生了强烈反响，但就“碳中和”
与绿色金融的前景、关联和深层次的重要性等方面，各界主体仍有待深化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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