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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地，在疫情后的绿色复苏与经济复苏的刺激下，世界主要经济体都积极发展绿色经济，增添了对绿色资金的需求，例如，欧盟正计划一场发行2250亿欧元（2650亿美元）绿色债券的“绿债革命”
，并全面启动绿色新政。
①
但是，根据2020年的绿债发行情况，民营企业的绿色融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改善，具体反映在：我国绿债发行人目前仍以国资控股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为主导，在发行数量上分别占绿债发行总量的40%左右，累计超过80%，而其他发行主体不足20%。
民营企业与中小微企业较少参与绿债发行融资，这是由于发债存在一定的融资约束与监管约束，发行绿色债券比普通债券需要更严格的标准和要求，因此民营与中小微企业相比国企缺乏信用评级优势。
从2020年绿色债券的发行利率也可以看出，国企绿债发行人普遍信用资质较好，发行利率和发行成本较低，且近年来绿债违约率显著低于同期限的普通债券。
为了让民企与中小微企业为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增添更多活力，我国不断推出相关政策大力支持民企绿色融资，鼓励民企开展绿色项目与绿色转型。
2019年1月，生态环境部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布了《关于支持服务民营企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提出“要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污染防治攻坚战，帮助民营企业解决环境治理困难，提高绿色发展能力，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完善经济政策措施，形成支持服务民营企业绿色发展长效机制”
。
2019年2月，双方又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民营企业绿色发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合作协议》，明确提出“鼓励民营企业发行绿色债券，积极推动金融机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①。
除了国家推行相关政策鼓励和帮助民企发行绿债以外，民企改善绿色融资难的问题也可以考虑发行绿色ABS资产支持证券“曲线救国”
，或者在绿色资管行业转型的背景下抓住机遇，考虑集体设立绿色基金吸引融资以投入绿色项目。
在发行标准上，自《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年版）》征求意见稿发布之后，我国绿债标准统一的进程逐渐加快，在债券发行标准上，审批依据可以适当向绿色项目的评价进行倾斜，不以发行主体的资信状况作为唯一依据，让“证监会支持绿色债券发展”
落到实处，让民企获得绿色融资更加便利。
（五）金融工具全面开启绿色创新
2021年1月证监会正式批准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其基本职能是服务实体经济和服务绿色发展，计划推出碳排放权相关的期货品种，为中国绿色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迈出历史性的第一步。
广州期货交易所具有三大关键发展定位，即“创新性、市场化、国际化”
①，“创新性”
意味着广州期货交易所有望在未来几年内顺利打造绿色金融工具生态链，并先后推出碳排放权期货、电力期货等绿色衍生品系列，满足各产业各环节的气候环境风险管理需求，并加强与其他城市碳排放权交易所之间的金融联系，与碳债券、碳指数等金融工具进行组合创新；“市场化”
定位则要求交易所广泛引进各类金融资本、外汇、机构、人才等，尤其是需要率先抢占和集中碳金融领域的优势资源，带动第三方可持续金融服务业务发展，最终扩大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外延；“国际化”
需要交易所在碳金融产品上吸引海外投资者与跨国高污染型高能耗型企业，通过人民币结算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地位，并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参与交易所的市场合作。
因此，在绿色产业融资需求广泛驱动信贷工具创新的基础上，未来我国绿色衍生品市场将迎来更多的增长空间与发展机遇。
（六）金融中心绿色属性逐渐显现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已在2021年2月正式施行，这表明碳交易将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覆盖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达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全体重点污染企业。
碳交易的全面铺开意味着碳排放权作为新型金融资产投入交易，将为相关企业带来广泛的金融服务需求，碳市场将逐渐加强其金融属性，这有望打造出上海和香港两个碳金融国际中心。
对于上海：“十三五”
期间，上海市严格控制了碳排放的总量和强度，开展能源转型工作，2021年已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十三五”
碳排放强度下降任务（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18%）。
“十四五”
期间，上海若实现2025年碳达峰目标，将会在今后的长期绿色发展进程中领跑全国，并拉动低碳领域的产业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更重要的是将广泛吸引国内外绿色投资，并把资金引导到绿色产业中进行良性循环，打造上海碳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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