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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地方调研案例中所反映的企业污染转移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污染法规和惩罚力度的地域差异性。
因此，为了有效避免企业借污染治理指标的不同而搬迁至污染法规相对宽松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杜绝部分地区对污染企业的地方保护现象，需要从更大范围内统一与协调各地区的环境法规及执法力度，覆盖到每个地区、每家企业，以约束整个污染产业。
其次，除了环境污染防治相关的法规以外，绿色法律法规体系还包括可再生能源法规、企业绿色生产法规、绿色消费法规、金融机构绿色金融法规等。
目前，能源法规已较为完善，而未来清洁能源行业的发展必将成为“碳中和”
目标下的中国能源改革转型的重点方向，其所对应的可再生能源法规也需要逐年进行升级和完善。
同时，绿色生产和消费相关的法规政策体系的建立正在紧密推进中①，逐步加强绿色供给与消费端的激励与约束。
最后，针对近年来国内绿色金融的飞速发展，相应的绿色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亟须推进，并确保绿色金融监管跟得上绿色金融创新发展的步伐，减少系统性风险。
2020年11月9日，《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作为全国首部绿色金融领域的法规，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21年3月1日起实施。
②该法规的通过与颁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绿色金融法律体系的建设工作，具有标志性意义。
在绿色复苏的背景之下，环境、能源、金融等行业的法律规范不再各自为政，而是有望不断完善和强化其中的绿色属性，加强跨地区与跨部门的协作，并融合到同一个法规与监管体系之中，作为疫情后国民经济复苏与绿色发展的首要指导意见。
第二，在行业层面，推动各行业进行绿色改革，打造系统综合的绿色产业体系。
纵观历史长河，产业改革与转型是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中都必须经历的过程，其最终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在后疫情时代，经济绿色复苏、“2030碳达峰”
以及“2060碳中和”
的综合目标为产业改革增添了向高质量绿色发展的转型属性，也对国民经济重要支柱产业的绿色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能源行业的绿色改革与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是实现绿色复苏与“碳中和”
目标的首要切入点。
作为绿色清洁能源的核电、水电、风电和太阳能都是替代火电的主要方式。
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机量均为世界第一，但在电力结构中仍只占据较小的比重。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9年，全国风电、光伏发电量分别为4057亿千瓦时、2243亿千瓦时，分别占据全部发电量的5.4%（风电）和3.6%（光伏），风电与光伏在历年发电量与占比上均有大幅增长，将成为我国主力替代电源。
为此，中国需对光伏和风电提供专项绿色资金补贴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各级政府也需要统一观念，站在全局的高度看待绿色发展，促进长期重污染的火力发电企业向清洁发电转型，探索绿色可再生替代能源，将绿色可再生能源和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纳入“新基建”
之中。
其次，钢铁业、建筑业等高碳排放的行业也将走入产业改革与绿色转型的全新阶段。
在去产能目标整体有限的前提下，钢铁产业进行节能减排还需要向技术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方面转型（例如，氢冶金技术、碳捕集封存技术等），在业务上从单一的钢材冶炼向综合性材料供应服务进行转变，以及在全产业周期中引入统一和先进的碳足迹计算理论方法。
建筑业则需要向绿色建筑方向转型，改善居住环境以构建绿色居住空间。
2020年，我国累计绿色建筑面积将超过15亿平方米，并继续加强健康建筑、既有建筑节能改造、老旧小区改造、未来社区规划、绿色创新设计、建筑评价检测、优化建造、绿色运营及配套绿色金融等，全面覆盖绿色建筑生命周期全过程。
2020年12月30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绿色建造试点工作方案》，决定在湖南省、广东省深圳市、江苏省常州市三地开展建造试点工作，全面推进绿色建造工作，促进建筑业转型升级和城乡建设绿色发展。
此外，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将通过构建绿色出行为绿色复苏增添新动力。
近年来，激励绿色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和消费的配套政策不断出台。
2020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第32批《免征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
本批次“目录”
包括283款车型，其中含乘用车52款（纯电动乘用车49款，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3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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