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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探索以“高效、安全、共享”
为导向的海洋合作模式
海洋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密切关系到沿海国家的切身利益，中国与东盟需要建立起“高效、安全、共享”
的东南亚区域性海洋经济合作关系。
其中，“高效”
不仅意味着提高海洋产业投资回报和控制成本，也需要加强相关产业的环境可持续性，运用绿色经济的价值理念推动海洋蓝色经济的发展，借鉴绿色金融的业务经验开展海洋蓝色产业的投融资业务；“安全”
则表明中国与东盟海上合作需要高度重视南海与西太平洋地区的海洋安全问题，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生态安全、运输安全等多个方面，为海洋经济国际合作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共享”
体现在海洋科技成果、产业优惠政策、生态治理经营等多个方面的共享和交流，通过国际共享建立起互惠互利的区域性海洋合作关系。
2.海洋生态治理与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绿色金融合作密切相关
海洋生态治理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东盟推动可持续发展、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防范极端自然灾害等密切相关。
东南亚地区持续受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巨大，具体反映在气候变暖加剧了北极冰川融化及全球海平面上升，也带来了台风和飓风等极端天气，这对东南亚各国沿海地区尤其是新加坡、吉隆坡等人口稠密的城市造成了潜在威胁。
因此，推动海洋生态治理对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东南亚地区的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而海洋生态治理高度依赖于临海国家的技术合作与资金投入，东盟有望通过与中国的区域性海洋治理合作获得所需的重要资源，中国则可从中提高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并建立起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导向的东南亚海洋生态共同体。
同时，全球气候变化下的气候灾害与极端天气频发，发挥绿色金融跨洋合作，有助于推动绿色海洋防灾基金、跨洋生态环境保险以及其他相关绿色金融工具的创新与应用，对于中国与东盟开展海洋生态风险防范，具有现实意义。
四、中国与东盟绿色金融合作的制约因素
东盟地区存在绿色基础设施落后、绿色投资进入壁垒、绿色产业质量差等问题，从中国对外开展合作的角度，中国与东盟的绿色金融合作也存在一系列需进一步改善的显著问题（涉及金融环境、金融主体、金融业务等领域）。
（一）东盟经济发展条件提高了绿色低碳升级转型的难度
东盟各成员国除新加坡以外均为发展中国家，而缅甸、柬埔寨、老挝更是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
①在全球“碳中和”
与气候治理进程之中，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碳减排压力远超发达国家，面对的经济发展和减排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但大部分东盟国家依然重视低碳经济发展，展现了不输给大国的责任和担当。
而从实际角度，东盟依然需要探索更有效的符合发展中国家要求的绿色发展和低碳减排路径，这离不开中国与东盟之间全方位的产业金融合作。
1.东盟地区发展中国家在低碳减排进程中存在特殊金融需求
除新加坡外，东盟其他成员国均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产业转移使东盟面临碳减排与绿色转型等多重压力（表11-1）。
从区域经济增长的角度，东盟人口总数接近6.6亿，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消费需求的升级和工业现代化的进步等，均会带来碳排放量的持续升高，而部分国家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较高，具有较大的“转型惯性”
。
近年来，菲律宾、柬埔寨、印尼等国家因经济发展的需要，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增速普遍较高，越南2019年同比增速甚至高达18.6%，平衡经济增长、工业生产、消费升级等发展目标与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之间的矛盾是东盟在“碳中和”
时代不得不面对的发展中国家特色减排问题；而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角度，目前低附加值的制造业有向东南亚地区转移的趋势，这无疑又进一步提升了东盟部分国家碳减排工作的难度和强度，甚至缺乏生产端和消费端的国际碳减排公平问题，并需要探索、借鉴和参考具备成本优势和成果效益的可行方案。
若东盟要通过金融体系和工具努力实现不以过度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和低碳减排进度，则有赖于从内外角度探索新的绿色金融升级创新与国际合作模式。
2.经济发展阶段特征下东盟成员国绿色转型新模式
目前，东盟大部分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无法达到具备全面开展绿色低碳转型的程度，发达国家的转型经验亦不可直接照搬复制，而“碳中和”
概念作为新兴理念，亦在多个领域存在路径探索的新需求。
以世界银行以及相关机构提供的数据为基础，对除新加坡以外的九个东盟成员国进行统计，经各国人口加权平均计算，东盟九个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的地区整体人均GDP为4219.31美元，最低的国家缅甸仅为1300美元左右；而经各国人口加权平均计算的2015—2020年的区域城镇化率则为49.6%，其中最低的国家柬埔寨仅为24.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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