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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拉斯哥COP26大会的尾声，埃及和阿联酋两国分别确定举办2022年的COP27及2023年的COP28两次大会，体现了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转型下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发展趋势。
对于非洲来说，埃及确定承办COP27时表示其将是一次真正的非洲会议，希望在气候等优先领域取得融资进展，以跟上世界在减缓碳排放和碳中和方面的步伐。
在气候危机下，非洲高温干旱地区受到的影响远远高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较为领先的国家，且非洲一些不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危机的能力较弱，也缺少开展低碳转型和绿色升级的基础。
本次COP26大会亦多次强调了发达国家的义务和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的援助，尤其是1000亿美元承诺如何兑现，以及采取何种资金援助的方式与计划来推动非洲地区开展气候适应工作。
对于中东来说，阿联酋、沙特等靠石油资源起家和储量较高的国家目前正积极寻求绿色转型，沙特在2021年10月宣布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原本对于气候变化与碳排放问题并不积极的沙特，在近两年态度发生了转变，而阿联酋近两年来也积极开展绿色交通、蓝绿氨能源转型以及召开绿色经济峰会。
承办COP28体现了中东地区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向清洁低碳转型的大环境下，一是需要减少对于石油的依赖，二是通过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氢能等清洁能源、建立绿色城市等进行产业转型。
最后，全球碳市场取得历史性实质进展后，国际间碳交易将为各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机遇。
COP26大会关于《巴黎协定》第六条国际碳市场实现了重要的谈判成果，具体而言：
第一，是否开展国际间碳信用的转让。
长期以来谈判未能获得进展的原因之一是碳信用额度的重复计算问题，这在不同国家之间有利益分歧和谈判博弈，例如，巴西等国家希望通过热带雨林或清洁能源获得的碳减排信用在出售后能够重复计算，但一些购买为主的国家认为此举将产生不公平并影响全球减排整体进程。
但巴西在本次大会上表示愿意在计算问题上妥协后，国际碳市场谈判有了阶段性的进展，使之可以为各国提供实现环境完整性所需的工具，有助于私人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绿色投资市场。
为避免重复计算，国际碳市场建立了监督机制，只有在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才能将自愿减排用于其国家自主贡献，且自愿减排所在国必须对任何销往国外的减排单位申请进行相应调整。
第二，COP26大会谈判通过了新的市场规则，允许《京都议定书》时期建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碳信用进入新的市场，高达40亿吨，但是为了防止国际碳价波动、维持碳市场效用、完善碳定价机制，建立了额外的限制，首先是规定2013年之后登记的CDM信用额才可用于《巴黎协定》体系下的国家目标，并且CDM剩余的信用额结转被限制在1.2亿吨左右。
第三，大会关于国际碳市场的谈判对于跨国企业而言存在一定的机遇，首先，利于投资森林开发保护和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国际项目，潜在的市场规模极大；其次，可以充分利用好国际碳市场这个交易机制，国家对外进口碳信用，企业可以再向国家购买碳补偿用于自身减排；最后，跨国性的第三方机构认证业务具备发展前景，设立协调碳市场的通用标准存在需求。
中国可重点关注减排成果国际转让的谈判，例如，特定项目的减排量额度转让，中国已宣布不再开展境外煤电项目，那么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投资清洁能源发电，既能帮助该国能源转型，也能将所得的减排量计入中国，其意义在于：一是提高了中国在绿色发展上的国际影响力；二是有利于“一带一路”
投资绿色化，清洁能源投资项目有助于建立低碳发展合作伙伴关系，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话语权；三是提供了主动建立国际减排成果转让核算标准的机遇。
四、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方向
综合来看，为期两周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COP26）结束后，其谈判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虽然没有取得各方预期最好的结果，但取得了平衡各方利益的阶段性成果和进展，并且COP26为未来碳中和时代气候行动的进程和方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为中国参与气候治理指出了一些具体方向。
首先，中国应与各国一起，维护《巴黎协定》重要共识和气候成果，并实现中国承诺。
COP26大会，各国进一步肯定了必须加快气候行动，以实现将全球气温上升限制在1.5摄氏度的目标，客观情况显示2摄氏度的目标仍然是不够的，尤其是对于岛屿国家产生的影响不可忽视，本次大会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公约》显示各国将在转年COP27大会上报告他们在实现更大气候目标方面的进展。
中国应维护本次大会的主要成果和共识，包括结束化石燃料补贴、逐步淘汰煤炭、为碳定价、保护弱势社区、推动发达国家兑现1000亿美元的气候融资承诺等。
其中，逐步减少煤炭使用的目标对中国的压力较大，尤其是目前40多个国家，包括波兰、越南和智利等主要煤炭使用者已同意放弃煤炭，虽然中国短期内仍不能完全摆脱对煤电的依赖和支持，但中国在煤电投资和清洁能源发电等领域正在逐渐展现出落实能源转型的决心。
中国应敦促发达国家履行相应的气候援助义务，各方一致认为需要继续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反复重申了履行发达国家每年向发展中国家动员1000亿美元承诺的义务，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问题，并且发达国家的承诺一定程度上难以得到保证，监督和惩罚力度有所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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